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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垠博士写给清华大学的退学申请 十一月 24, 2005

Posted by wansion in 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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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梦的粉碎—写给清华大学的退学申请 2005.9.22 清华梦的诞生小时候,妈妈给我一个梦。她指着一个大哥哥的照片对我说,这是爸爸的学生,他考上了清华大学,他是我们中学的骄傲。长大后,你也要进入清华大学读书,为我们家争光。我不知道清华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知道爱迪生和牛顿的故事。清华,大概就是可以把我造就成他们这种人的地方吧。我幼小的脑海里就想象出我能在清华做的事情……我的脸上浮现出笑容。我说我要实现这个“清华梦”。这就是清华梦的诞生。 小小科学家我相信每个人在小时候都跟我差不多,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鲁迅有他的百草园,我也有我自己的"实验田"。如果说小时候的鲁迅是一个艺术家,那么小时候的我就是一个科学家。这么说可能有人要说我口气太大,张口闭口就是这家那家。然而在我的字典里,"艺术家"和"科学家"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它们只是贴在人内心的一个标签。如果一个小孩专注于内心对世界的感觉,那么他就是一个艺术家。而我不是。我的大部分兴趣是在了解世界是怎样运转,甚至不惜代价。也许大部分男孩子都是这样。 我小时候住在父母执教的中学里。两间平房,门口有一小块地,妈妈在里面种了一些菜。我们一家三口虽然穷,但是过着宁静舒适的生活。我们在这个地方一直住到上初中的时候。这些房屋记录着一个年幼的科学家的探索和实验,直到它们被夷为平地。 妈妈拒绝让我养猫狗,她说凡是会拉屎的都不养—除了我。所以我小时候就喜欢与蚂蚁作伴。我总是试图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去了解蚂蚁的生活习性。我可以一整天的观察我家屋檐下的蚂蚁来来去去。看见他们用触须碰一碰,然后各自分头走开,我就会想它们到底说了什么。我在想,能不能用一种方法解开蚂蚁语言的密码。我从书中得知蚂蚁洞里有蚁后,她有很大的肚子。为了一睹芳容,我开始试图水漫金山,把水往蚂蚁洞里灌。我有时一个下午就干这种事情,却没有一次成功看到蚁后。后来才知道蚂蚁是如此精明的下水道工程师,水大部分都渗到地底下去了。可是我不甘心,我开始试用别的办法。比如在洞口放一块糖。可是蚁后架子太大,终究不肯出来,让别人帮她送饭进去。 有人说,这个世界最后不是毁在疯子手上,就是毁在科学家手上。世界上如果只有科学家是很可怕的,比如他们会发明高效的杀人武器。我发现疏松的棉絮可以迅速的燃烧,就想出一种惨绝蚁寰的大屠杀实验。我先把糖水滴在地上,等蚂蚁把那个地方围个水泄不通的时候,铺上棉花,点火……现在想起那些勤劳的小黑头都变成灰烬,我仍然心惊肉跳。他们的灵魂会来找我报复吗?后来这个实验有一个升级的版本用的是浸泡过一种化学药品溶液的纸,文火燃烧,由于燃烧速度慢,杀伤力不大,这个实验可以测试蚂蚁的逃跑路线。我还用活蚂蚁进行过心理实验。首先用破袜子摩擦塑料尺产生静电,然后放在一只正在行走的蚂蚁身后不远处。蚂蚁走不动了,我就开始推测它在想什么,它感觉到什么。它可能会觉得有外星人?但是由于尺子拿开以后,它若无其事继续走,我猜它只是有点纳闷,而不惊慌。但是反反复复几次之后,它明显有罢工的意思,似乎忘了自己要去干什么。后来我又发现蚂蚁被吸到塑料尺上之后会由于带上相同的电荷而被"发射"出去,就像人间大炮一样。注:"人间大炮"是日本电视剧《恐龙特急克塞号》里的一种可以把人当作炮弹发射的威力很大的电磁装置。 一点微小的发现,就可以引发大量的探索和实验。这就是我在那个年代的特点。虽然妈妈也逼着我练习毛笔书法,绘画,还多次获奖,但我不喜欢这些东西。我似乎生下来就是科学家,不是搞艺术的,不过也许只是妈妈的强迫让我反感了艺术而已。物理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它让我了解到世界的奥秘。我一般开学前几天就会把物理书上的实验都挑出来,费尽辛苦找到材料实践一番,心里美滋滋的。上学真是快乐! 失之交臂上了高中,由于课业的压力,我的生活逐渐改变了。为了考上清华大学,我努力的学习。抛下我的毛笔书法,抛下我用来做实验的蚂蚁,电池和线圈,抛下除了考试科目的一切。在老师眼里我是一个听话的好学生,在妈妈眼里我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每天早上按时起床,吃一大碗妈妈做的面(为了补充一上午学习需要的体力),然后冲进教室,按照预设的程序开始读书,做练习题。似乎一切都有条不紊,顺利进行。可是…… 忽然有一天我发现,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纸上进行的,看书,做习题。试卷和复习书让我变得变得麻木。我想这样下去我就不再像爱迪生和牛顿了。于是我开始调皮起来。我不但要做考试的题目,还要做更难的题目。做了物理奥林匹克的题目,接着就想看大学的物理书,接着就想恢复我小时候的实验的爱好。老师辅导自习时经常被我缠住问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那其实是我在实验中发现的问题。终于有一天,在我要求他跟我合作制造一个磁悬浮陀螺的时候,他显示出了不耐烦:“王垠,你让我先回答别的同学的问题好不好?你的问题对考试没有好处。” 我呆住了,启发我让我爱上物理的人,尽然对我说出这样的话。后来想一想,他也是无奈啊,不过我从此再也不想问他任何“超纲”的问题。 高二的时候妈妈就拿回一份前一届的高考题让我做,我随手一做就得了一个当时可以考上清华的成绩。我的心里想,清华我来了。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就会拿到录取通知书了!从此我就不再把高考放在眼里。我开始钻研越来越难的题目,进行越来越离谱的实验。我想,清华里面应该都是我这样的学生吧,我会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不用再跟这群只会做题的呆子在一起了。 可是我的行为总是受到老师的压制,他们要把我们变成考试的机器。他们告诉我,沉下心来做习题,考试才能有把握。妈妈也帮着老师劝导我。看,一班的某某某这次模拟考试数学成绩比你高,多努力一下吧。我哪里听得进去,我才不在乎这点分数,我能解决更难的问题,老师都没法解决的问题。我开始有了逆反心理,开始早上懒床,装病请假不去上课。班主任,校长多次找我谈话,说我要沉下心来准备考试云云。但是我根本就听不进去,我鄙视高考,觉得他们没有资格出题来考我。然后我就有了心理疾病,大概是强迫症。高考语文的时候我居然怀疑监考老师认为自己在作弊,接着好像真的怕被抓住了一样,手发抖,头冒汗。然后我又想要是考不好,以前的优秀会不会也被人怀疑?他们会不会以为我以前的成绩全都是作弊得来的?手就抖得更厉害了。这时候,监考老师可能发现了我的情况,真的走了过来,站在我身后。害得我好几分钟不敢写一个字,因为手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不过他还是走开了,这可怕的高考终于结束了。 我们是考试前填的志愿,我根本不考虑其他学校就只填了清华。后来妈妈研究了一下,帮我添了一个天津大学在第二志愿。以下的志愿全部空白。大家觉得我真够大胆,可是我的心理状态让我发挥完全失常,比清华的最低分数线还差两分。特别是语文,才96分。天津大学第一志愿收满不要我。昔日的好学生,居然到了落榜的下场。我真的那么好吗?我问自己。我太骄傲,才落到如此地步吧。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应该那样瞧不起高考。看着爸爸的愁眉苦脸,妈妈的唠唠叨叨,真是生不如死。复读吗?那会是噩梦的继续。我不能再在这个学校待下去。再面对题海,我的心理疾病会让我自杀的。碰巧四川大学来招收高分落榜的学生,还给了我随便选择专业的机会。妈妈说,计算机现在很火热,出来好找工作。我虽然对工作不感兴趣,但是我比较喜欢写程序,于是就进了川大计算机系。 两度退学失败不能不说进川大是个没有选择中的好选择。大学生活自由一些,我至少不会走上自杀的道路。可是我的毛病仍然在继续,我永远不满足学校里能学到的那么点东西。老师基本是照本宣科,我逐渐不再满足这种知识灌输式的教育。我觉得完全没必要上这个大学。 川大的环境我实在无法忍受。军训的时候受够了同学和教官的委屈,我就想退学。我们的军训是在一个戒备森严的炮兵基地里,心里的苦向谁说啊!有一天我们正在路上齐步走的时候,我忽然看到一个女人挽着一个军官走了过来。那个军官的老婆怎么长的这么像我妈妈!要是妈妈来到我身边该多好!没想到回到营地,团长(原来是连长,我们来军训他就升一级做团长了)说有人来探访。我走过去,居然发现是妈妈!因为听说我想退学,她急忙向学校打听了军训的地点,几经周折跑过来,是那个军官带着她混进来的。我想我妈妈要是转行当间谍一定是个好料子。她说已经帮我办了退学,学校同意了,回去好好复习,准备考上清华…… “好好复习,好好复习”……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高三的情景,这次我要跟一群更没用的复读的人在一起。脑子一阵疼痛之后,我说:“妈妈,我不想退学了。” 可是军训回到学校,发现宿舍如此差劲,我又想退学。妈妈又来帮我办理手续,可是结果我还是由于懦弱反悔了。害得学校办事的老师都骂我:“你这个人简直神经病!” 对啊,我确实是有病,不过我的是精神病,不是神经病。我恨我的高中,我恨我的大学,我恨高考,我恨中国的教育!是你们让我生病的。可是妈妈,她为了我已经费尽了辛苦。我不能再这样周折下去。我自己在学校里好好努力,准备考上清华的研究生吧。 学校住宿环境很差劲,又经过好多麻烦事,我终于决定在校外去租房子住。后来我开始玩滑板,它让我变得勇敢。我心里逐渐平静下来,可以用心看书了。大二以后,我的学习生活才逐渐进入正常,自信开始恢复。 梦的复苏记得川大教Pascal语言的老师第一堂课就对我们说:“我们学校就是落后啊。外面公司里都用C, C++了,我们还在教Pascal。你们以后要出去工作恐怕还是得学学VC什么的。” 于是有的同学开始抱起一本本像“XXX圣经”之类的书开始学习,上数学课也在看这些东西。我当时自愧不如啊。自己就是小学的时候玩过一下学习机,可以说没有任何计算机基础。辅导员也经常夸他们几个动手能力强,以后公司就需要这样的人。他们出口就是Bill Gates, 世界首富云云。军训的时候听着他们说什么DOS, 温95,我就只有张着嘴崇拜的份了。才想起我高中计算机竞赛的时候一道有关DOS命令的题没有做出来,现在听他们说才知道原来DOS是个“操作系统"。那操作系统又是什么,他们说每个电脑上都必须有一个操作系统……我真是愧不如人 -_-! 正在我决定鼓起勇气后来跟上,准备拿起一本DOS大全从头啃起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Linux。后来又因为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接触到了Knuth。我才发现,课堂上讲的那些东西原来如此低级,有些东西学了就过时,学它干吗?我并不比别人落后多少。我一再的思考,什么是计算机科学?是什么让我们计算机系的人不同于其他系的。我有时候认为有了答案,但是后来答案又被我自己推翻。在思想的混乱中,我发现我逐渐摆脱了旁人的标准。我不再想像别人那样去考计算机等级考试,对微软的认证也不屑一顾。我自己学会了Linux,还会很多种当时别人听都没听说过的计算机语言。我学会了LaTeX,还因为找出Knuth书里的错误得到两张支票。上课要不就逃掉,背地里拿着大部头的“龙书”之类的原版英语书啃。要不就看我打印出来的GNU的一些资料,完全不听老师讲。期末划重点的时候也不去,考试却总能考个八九十分,总有几个女生排名在我上面。不过我不在乎这点分数,考试和分数不再能评价我。同学们大概都觉得我是一个怪人,后来毕业了我才听他们说,他们管我叫“怪才”。我如此努力的学习着,对别的事情充耳不闻。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毕业就离开这个鬼地方,进入清华大学上研究生。虽然大家不理解我在干什么,清华的老师应该挺在乎我学的东西吧。 可是我没有想到,在我死啃书本的时候,我的创造力正在离我远去。在我盲目接受我认为高深的材料的时候,我失去了自己的创造。我成了比别人稍微好一点的技术工人,不再跟爱迪生和牛顿是一类人了。我高中的时候拼命想保存的创造力已经在苦读之下消失殆尽。我看书的方式变得顺序化,总想从头看到尾。我的高中老师们的目的,中国教育的目的,终于快达到了。 清华,我来了大三的暑假,我来到清华想拿一些考研的资料。这是我梦中的地方呀,美丽的校园,比川大要大上好多倍吧,脚都走痛了才走到招待所。去系办,一个办事员态度很不好的给我一份资料。哎,学校好,人脾气就该大啊。忍了吧,要是真能考进来就好了。 后来听一个老师说清华有一种学生叫“直博”,可以硕博连读,五年拿到博士学位。只要面试通过就可以进来学习。我心想这种方式好啊,我平生最讨厌的就是考试了。出高考题的那帮人,他们有什么资格考我!考研资料也是遍地飞。写了几本复习材料就自称什么“一代名师”,我最看不起这种人了,就会赚钱。我如果可以获得“直博”的名额,就可以永远摆脱他们了。想一想,要是硕士三年,博士三年,就要六年。现在五年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还不用考试,真是太好了。可是我又有什么资格获得清华的直博?我在川大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东西。 于是我就开始打电话联系老师,跟他们谈谈。面对他们的眉头,面对他们的笑脸却无可奈何的说“没有名额”,我都感觉没什么希望了。一个院士甚至对我说:“你们四川大学是什么学校?二流都算不上,最多算个三流大学。你怎么能来我这里!” 我深受打击,可是我还是没有放弃。最后我找到了一个老师,我们一开始就谈的挺投机。他听说我跟Knuth有联系,挺高兴的说,哦我知道他,好多年前来我们这里做过报告呢。我终于觉得找到了知音,于是决定就跟着他学习。老师找好了之后还有一个面试,是别的老师参加的,我说什么他们似乎没有认真听,就一个劲看我的考试成绩这种我不屑一顾的东西。我面试时特意穿上了Knuth送我的MMIX T-shirt,他们大概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我也没有提起。 不过老师只对我的体育成绩提出了疑问,说你怎么才80多分?你的身体能不能胜任繁重的学习任务啊?我笑着回答,我每天还跑5000米呢,我们学校打分比较严,难道清华的学生体育都考90?面试就这样通过了。 推荐信与散伙饭面试通过后回到学校还要办一些手续。成绩单,推荐信等等,跟申请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差不多,让我感觉挺正规的。院长对我挺好的,同意帮我签推荐信。可是签完字之后他对我说:“你别以为他们觉得你是个人才。他们是根本招不到人!他们那里像你这样的学生都出国了,剩下的是最差的。谁想读博士啊?你别太高兴了。” 我笑着应付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在心里却不断为自己的选择辩护。清华一定是好样的,不会让我失望。它是我的梦啊。 很多麻烦的手续之后,终于拿到了我梦想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可以离开川大这个鬼地方了。毕业的散伙饭上,看着大家喝得酩酊大醉,还有人在咆哮说居然连川大的文凭都没拿到,我一个人默默地想象着即将到来的清华的快乐生活,暗自庆幸。 散伙饭到了尾声的时候,我诧异的看到一个平时不太熟悉的同学拿着一杯啤酒走过来。我挺紧张,我最不喜欢别人给我敬酒了,说是客气,其实很虚伪。没想到他说:“我敬你一杯,大牛人。听说你被清华大学录取作了博士。我干了,你随意。” 我不知如何回答,我一向不知如何应付别人的恭维。还好他没有让我也干杯,倒是够尊重人。没想到喝完他接着说:“我知道你是怎样的人。我很仰慕你,你是真正喜欢研究的人。可是我要告诉你,清华的人并不会比我们好多少。大部分人也只是想混一个学位,将来找个好工作。没有多少人可以跟你一起研究的,你去了必定很孤独。我就很奇怪你这样的人怎么不出国呢!你会后悔的。” 我有点不高兴了。一个人说你的选择是错误的,你的反应是什么呢?反正我当时为我的“清华梦”作了一番辩护,说我进去自己好好研究,应该还是能够很好的,毕竟这是我从小的梦啊。可是没想到,他说的居然是对的,我现在开始感谢他了。 计算几何,创造力的复苏清华还是一样的上课方式,大部分课也是很多人一起上,一起打瞌睡。老师也是照本宣科,我居然发现他们其实跟川大的老师没什么区别。清华的不同之处就是,一到考试的时候原来进行的一切娱乐活动都不见了人影。原本每天晚上都有人一起玩轮滑,考试的时候就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因为大家都怕考试,开始熬夜复习了。还有就是上课不容易逃课了,有些老师会突然点名,缺席会严重影响最后的成绩。 对于博士生,传说还有一个规定,那就是后10%淘汰。也就是说,不管你成绩如何,如果成绩排名在课程的后10%,那么就要重修。而如果两门功课重修,就会被开除。面对如此残酷的规定,很多同学都惶惶不可终日。我就是在隔壁同学的唠叨声中度过了第一期。不过我还是没有把考试当回事,所以我也没有去验证这个说法的官方真实性。我仍然不去听老师划重点,我仍然不觉得老师出的题目有什么好,我仍然讨厌有人让我们用手算矩阵。可能觉得太残酷,还是觉得要是开除了博士生谁来干活,这条规定后来改成了如果博士生上了80分就可以不重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考砸的科目也上的了80,故意放我过去的吗? 但是我的生命中出现了这样一门课程。它改变了我对老师的看法,让我觉得上课原来也可以如此有趣。这就是计算几何。上课的人很少,只有十来个人。因为听说这门课很难,很多同学都没有选。但是我就是那种知难而进的人。老师上课的方式跟别的课程很不一样,大家坐在一个小教室里,老师有精美的幻灯片,有动画,不时还插入一段大科学家,大哲学家的名言。上课时老师会停下来很多次让学生提问题,下课大家都积极踊跃的讨论新奇的问题。课程的评分方法也很特别,平时成绩占到30%的分量,作业分为几种分值,可以自己选择做不做,作业的总分数乘以30%,加上最后大作业的分数乘以70%,就是最后的得分。说真的,这门课太有趣了,我就只逃过一次课。但是还是有时候人数不到一半,因为其他课程压力太大,有人都去复习别的课程了。但是邓老师从来不点名,还对逃课的同学表示同情。还问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其他课特别紧张的,下次课可以不来。真是让人感动。 我就是在这门课上认识了王益,我们亲密无间的合作,让我领略到了什么叫做研究。大作业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小组,其实是三人一组,但是那第三个人其实什么也没干。我和王益决定写一个3D的Voronoi图扫描算法演示程序。王益的3D图形编程能力很强,所以他做界面,由我负责算法生成数据作为后端。我们分别在自己的机器上编写程序,不时的打电话讨论接口的设计问题。我找到了Bell labs 的 Steven Fortune 的算法程序,决定看懂它,然后改造成演示需要的分部运行的算法。但是 Fortune 的程序几乎没有注释,而且使用了一种奇怪的数据结构,很难理解。Fortune 还在程序里说到,这个算法虽然有效,但是对于程序员来说是一个挑战。所以我email请他给我一份算法论文的拷贝,他同意了。但是一个月之后,信才到我手里,那时我们已经完成了作业。因为我花了一个星期看懂了他的程序,还换掉了他的麻烦又低效的数据结构。随后成功的把后端与王益的前端设计好接口联合。等我看到 Fortune 的论文,发现程序里面其实已经改进了论文的核心内容。我深深体会到实践的重要性,也许有了他的论文我反而会被误导,写不出实际可以运行的程序。 由于我们的团结努力,老师对我们的大作业非常满意,他给了我们最高的分数 100。由于我们两个都在课下超额完成作业,所以总的分数我们两个都是满分。这是我阔别已久的100分。只有在小学我才拿到过这种分数啊!对于一个对考试成绩满不在乎的人,100 又意味着什么?如果是别的课程我会毫不在乎,就像我得了80分一样。可是这个100分是我们团结研究而来的,它包含了对我们的合作意识,对我们的友谊,对我们的热情的肯定。虽然我觉得我们的东西还有改进的余地,但是我接受这个100分!也只有这样的课程,我才可能得100分。 从此我感觉到了什么叫做研究。这跟我小时候干的那些事情没有什么两样。你在身边发现一个问题,想知道为什么。然后你就想去获得解决这个问题的知识。你去看书,你去问专家,你上网去搜索。如果没有发现答案,那么好啦,你就可以自己试图去发现为什么,这是最有趣的部分。知道了为什么,就想让这个东西有用处,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好处。这就是研究。 《完全用Linux工作》与TeX的推广这么说来我还是对清华有些好感。遇到一个好老师让我从呆头呆脑的技术工人的状态恢复过来,开始追求自己的梦想。可是第一年把所有的课程上完之后,我就发现原来清华所谓的“研究”是如此混沌。其实清华大部分人进行的所谓的“研究”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写作,不是科学研究。这一点以后我会详细叙述。 远远看去外观华丽的有着先进的工作站的实验室,却没有可以安心看书的地方。机器挨着机器人挨着人,书都没地方放。师兄师姐们都在忙着用word写论文,不时有两个人隔着几行机器大声谈话。实验室通风不好,还有一个大型工作站在嗡嗡作响,我进去一会儿就觉得头晕,所以后来就不想去了。PC机以前都是公用的,每次都会用不同的机器,却没有我想用的软件,麻烦死了。好不容易实验室买了新机器分配给个人,装上一个 Linux 系统开始写程序,还在Sun工作站上安装了多达1G的GNU程序。却被一个师兄嘲笑说那种跟DOS一样落后的东西你居然也用。于是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完全用Linux工作》,放在主页上驳斥这种观点,引起网上linux界轩然大波。后来我又发现几乎全校的论文都是word排版的,我本科毕业论文就用LaTeX了,清华居然这么土!我对word排版的论文质量恨之入骨,所以又写了文章宣传 TeX,打击 word 在论文排版的市场。这下子我出名了,真没想到,出名不是因为我的研究成果,而是因为这些业余的东西。我起初其实不希望我因此出名,但是看到旁边的人都用上了 TeX,我觉得我还是做了一件好事,至少让论文看起来漂亮了一些。 可是论文的内容,却是我永远的痛! 培养计划我在第一年就把功课全部上完了。本来我想多选几门课,比如法语,可是清华的博士要选课需要提交一个“培养计划”给导师签字。导师同意之后才能修改。导师看到我选了法语,就说这个第二外语还是自己学学就行了吧,旁听也行啊,我主要是怕你课太多了考试不通过就麻烦了。我当时没有说什么,就把法语去掉了,只留下刚够学分的课程。其实我还想选很多的,体育,音乐什么的,都不好意思跟导师说。后来才知道宿舍对门的硕士生选了钢琴课他们导师都不管。为什么我们就受到如此待遇? 可是没有把法语加到培养计划却成了我的遗憾。有一个新学期我去旁听了第一节法语课之后老师就说,我知道很多同学是来旁听的,这样教室里人太多了,效果不好。这对自己对大家都不好,下次请旁听的同学不要来了。我脸皮薄,下次就没有去了。后来自己想自学却又没有老师教,看了十集Reflet之后就此作罢。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清华不需要全面发展的博士生,而其实导师还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学生的能力。导师并不是真的为我们好,而是不喜欢我们上课,因为上课不但会花掉研究(或者干活)的时间,而且让他们眼界太开阔,这样学生会很容易有别的选择而走掉。所有的活动:助教,实习,都必须有导师签字。而大部分导师就会找借口不让学生干这些事情。不给他们助教和实习的机会,让他们以后不好找工作,只能为自己服务,或者为自己的熟人服务。甚至这次我去西藏,要办边境证都要有导师签字。办事的老师说,没有导师签字,你跑出去了不回来怎么办?大妈,我跑那种鬼地方干吗? 除了这些,还有两大法宝就是博士学位和违约金。清华的博士学位有多值钱知道吗?不知道?那么博士退学要交30000块钱的违约金,这下大部分穷苦学生怕了吧。这就是你们的卖身契。清华就是这样把研究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下。我对一个如此害怕学生跑掉的不自信的学校还能说些什么?如果你是好样的,就不会害怕我们跑掉!该跑掉的最后终究会跑掉。 我的自我培养在学习上,我永远是个吃不饱的人。选不了课,我就去旁听。旁听后觉得老师讲的不好,我就自学。在我有空的时候,我就会去图书馆借书看。在我本科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自己的一个特点,我会很快发现新的东西,并且学会使用它。虽然这些东西并不是创新,但是它们丰富了我的技能,让我有更大的能力去进行创新。 计算几何课的一次作业,我为了写一个算法的演示程序,花了3天时间学了一点Java语言,正好能够完成那个程序。我开始接触到TeX的底层细节,看完了The TeXbook,并且找出一道练习题答案的错误。开始移植gbkfonts程序,作为我的CWEB语言的练习。看完了几乎所有 Xlib 的手册,深入了解了 XWindow 的工作原理。我接触到 Scheme,并且做完了 SICP 的大部分习题。我领会到 LISP 的强大,改变了我们多年以来对这种古老语言的误解。接着我又学会了 Common LISP,并且开始用它设计用来研究计算几何的一个函数库。另外还找了一些希奇古怪的程序来玩,写了一些心得体会放在网上给别人看。 我意识到自己数学还不够强,就开始看一些数学方面的书。Concrete Mathemtatics, What is Mathematics?, Science and Hypothesis, GEB, … 虽然每一本都没有看完,但是我逐渐相信自己的数学能力,发现数学原来如此简单。我开始对哲学感兴趣…… 我们也有讨论,原来是这个样子上完课,就该开始搞研究啦。可是研究什么呢?老师给我几篇论文看,意思是让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开始感觉没有头绪,就跟导师说能不能找师兄师姐跟我讨论讨论,还有别的人在做这个吗?他说,就你一个人做这个,每个人做一个题目,独立思考,这就是研究。我觉得是啊,我应该独立思考。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发现不行啊,我想实现一个想法,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有人试过失败了。实验的时间开销会比较多,所以我想知道那么多厉害的人,为什么都不用这种明摆在那的方法?当我再次提出需要讨论的时候,他似乎有点生气的说:”你为什么总是想有人跟你做一样的东西啊?你不是想抄袭别人的论文吧?” 我不发话了。继续做我的实验,结果确实不理想。虽然自己实践很重要,可是要是能利用别人的经验,何乐而不为呢?这并不是偷懒。如果有人讨论,很多时候一个人提出一个问题,另外的人就会告诉他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人做过,有什么重要性,凭直觉告诉他有什么难度。可是如果没有讨论,连问问“有没有人做过”的机会都没有! 后来我就经常上网看看国外的大学怎么搞研究,发现他们都有 seminar,讨论组。后来又买了一本 A Beautiful Mind,看到Princeton以前的天才们每天都在一个地方喝茶,讨论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回家分头思考,做实验,第二天喝茶时再讨论。那就是我从小梦寐以求的生活啊!计算几何课已经让我爱上了与人合作和讨论的方式,现在却孤零零一个人了。我必须告诉导师,合作和讨论是非常重要的。在我据理陈述之后,他说:“好吧。反正师兄师姐各自有自己的事,你要讨论什么就跟我和你副导师讨论吧。” 于是我就开始了跟他们两个星期一次的见面讨论。每次讨论都感觉他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他们心里想的都只是这个能比别人的好多少呢?能不能投到这个会议呢?如此宏观。我觉得跟他们讨论完全是浪费时间。 后来课题逐渐有了新的同学加入,导师决定跟中科院数学所的人一起申请一个项目来研究。于是我们两个星期一次去中科院讨论。不过感觉他们那边也差不多。中科院的老师觉得他们的研究太理论,期望我们能给他们带去一点实际的东西。可是我们也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所有的问题都是从别人的paper里看到的。副导师就开始跟他们说这个问题有多么多么重要…… 他们也借此机会开始研究以前放下的一些问题。总之讨论的感觉就是没有目的,没有主题。有时有人说他在想一个什么问题,说了一会儿就被否决了。有时候就是一个人看了一篇paper之后做一个感想。我坐在那里就在想,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什么东西值得研究,还研究什么?后来师弟师妹们就开始考虑把问题变一变,看看能不能产生新的问题。他们的做法照我的话说就是“有问题也要解决;没有问题,制造问题也要解决!” 博士生论坛的时候,同学们都觉得有类似的问题,讨论不足,交流不足。所以我提议成立一个类似国外大学的 Common Room,用来讨论问题。可是大部分老师说:“这样一个房间,天天都要有那么多人在里面待着。谁来出这个钱?” 是啊,老师自己的办公室都要钱,哪里可能有什么 Common Room?就算有了 Common Room,在里面讨论的无非还是文章发到哪里的问题。制度决定了行为,我的设想太理想化了。 分析一下,为什么老师不提倡讨论呢?因为问题是有限的。老师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搞来搞去都在搞这些问题,分配给你们每人一个,互不冲突。要是两个人都搞一个问题,这下好了。出了成果论文归谁?学校要求必须第一作者才算论文数。要是两个人都写论文,那么投到同一个会议肯定有一个要被reject。这样对集体发展不利嘛,大家不就是发几篇论文混毕业吗?何苦? paper, paper, 还是paper 但是我更关心的是论文的内容。说到论文我就痛心。我的方向上我至今还没有看到几篇我觉得像样的文章。我主要进行集成电路布线算法的研究。看起来高深,其实是很简单的问题,一个平面上有一些点是电路里的电极,现在需要用铜线把它们连起来,怎么样让连线的长度或者时延最短?这个问题跟几何上一个有名的问题 Steiner tree 问题有关系。我的导师就是以前写了一篇这样的paper发到IEEE transactions。 已经毕业的一个师兄就在他研究的基础上修改来修改去,发了好几篇paper。英文的不够还翻译成中文,投到国内的期刊。后来一个师姐又在这个师兄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又发了好多篇。可是在我看来,他们的论文纯粹就是炒冷饭,没有什么创新。一个问题解决了,那么解决问题的人显示了他们的聪明,至于这个问题对人有什么用,他可以暂时不管(虽然我也严重反对这种做法)。后来又有人来搞这个问题,多半是被老师分配来的。他也小修改一下,修改想法其实不费工夫,主要是你怎样把你的 Introduction 写好?可以让别人觉得你的工作有意义?这就是功夫。作家的功夫。我有一次面见INRIA的头目 Jean-Claude Paul 时,他就对我说:“Tsinghua students are all writers, not scientists.” 现在清华研究生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写好paper,然后找个地方投出去。SCI 的最好,EI的其次。偏僻的没人看的杂志也没关系,交钱也没关系。我就知道日本的一个SCI索引的期刊收1000美元的版面费。导师出钱,不投白不投,投了好毕业呵! 现在我也被“分配”来做这个问题。虽然说是一个有名的问题,但是这个有名的问题已经被研究了好几十年了。有很多牛人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这里面不乏 D.Z.Du 之类的传奇人物。但是我们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我至今没有搞懂。 开头导师只是给了我两篇paper,据说是以前他一个得意门生写的,美国某大学的副教授。其中有一篇说是如何在不构造 Delaunay triangulation的情况下生成 MST (最小生成树)。看到这篇文章开头说在 rectilinear metric下, Delaunay triangulation 就不能用来构造 MST 了,所以他设计了一个新的算法。这个算法比起 Leo Guibas 的算法更加简单。文章里还提到一次 Matroid,让初出茅庐的我觉得高深莫测。可是我对“Delaunay triangulation 不能用来构造 RMST” 这个说法产生了怀疑。经过理论分析我觉得即使在 rectilinear metric下,Delaunay triangulation 也可以用来构造 MST 的,我决定实践我的想法,写一个程序从Delaunay triangulation 构造出一个 RMST。这本身不是什么创新的工作,可是我却在想,这样一个东西能不能用来构造 Steiner tree 呢?后来我真的就想出一个办法。实验表明我的算法比以前的算法要快几倍。 这是不是说我的算法是一个值得写paper的东西呢?导师说我应该写一篇,但是我认为我只是在挑别人的毛病时意外想出了一个改进的算法,并不会对将来的研究有什么改进。虽然程序快了一些,但是很少有那么大的线网需要这么快的算法,而且几倍的提高在我眼里不算是一个理论上的改进。所以我内心觉得这个结果不令我兴奋,不想写论文。但是在老师的一再要求下,我居然把这个研究写成了两篇paper。按照他的说法:“应该分阶段总结你的成果。” 起初投出去的时候评委总是说这个东西不实用,导师说这是评委的问题,他们觉得不实用我们就投到理论一点的会议。经过几次投稿,还是失败了。我终于忍不住了,对导师说出我的想法,我说:“看一个作家的水平,是看他扔在垃圾筐里的纸。就让我把这篇paper永远藏在我的垃圾筐里吧。” 但是他不甘心,说你要相信自己的实力,然后把我的算法胡乱夸奖了一番。我说我不管了,随便你怎么办。我就开始研究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去了。之后他居然真的投中一个欧洲的会议,还是被 LNCS 收录的,LNCS 是 SCI 索引的,所以我居然有了一篇 SCI 文章!我自己不喜欢的文章也是 SCI 了! 第二篇论文就更传奇了。几投不中,就其原因,评委说是没有和现在最先进的算法程序实验比较。而我没有比较的程序,就是那个让我鄙视的人的程序。没办法,求他给我代码,只给 binary,也不给源代码。比了一下,确实比他快。不过我估计他程序写的有毛病,老是 core dump。不过还是记录下数据,添到论文上。一投就中,得了一个最佳论文奖。然后就有一篇校内新闻宣传:“我校王垠同学获得XXX会议最佳论文奖。这是大陆学者首次在如此高级别的会议上获得如此高的奖项。” 这个“高级别”的会议,在我看来就是个垃圾。美国人都把最差的论文投到这里,就是为了来旅游一圈而已。 我见过的这种低级别的会议,低质量的论文几乎都是从 IEEE 那里出来的。道理很简单,IEEE 会议多,会议论文集都像两块砖头那么厚,还是双列小字排版,当然能容纳下这么多的垃圾了。所以我对 IEEE 也没有好感。 火山小规模爆发第一篇投中了会议之后,副导师很高兴的说“代替我去开会”,到希腊Santorini岛玩了一圈。回来还跟我说希腊不好玩,好苦啊,幸好你没去。然后就继续要我为算法申请一个专利。 写这个论文我都已经焦头烂额了,一点都不感兴趣。现在还要写专利,“要像教小学生做这件事一样,一步一步的把算法写清楚,举出实例”。我觉得快不行了,再这样折腾下去,我到博士毕业也许也就只搞出这些小儿科东西吧!我终于小规模爆发了一次。我坦荡的告诉了副导师我的想法,我觉得做学问应该是什么样,我觉得这么点东西不值得申请专利。我还告诉他我对国内的研究环境很失望。 他慌了,可能以为我想要退学,赶忙找我谈谈。对我说,我知道你心中有很大抱负。所以这次就不写专利了。我知道你想有更好的研究环境,但是不踏踏实实做好现在的工作,又怎么能有大的创造呢?然后就开始举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的例子…… 然后说,其实你在这里好好努力,将来出国的机会多的是,你想去Harvard也行,你想去Princeton,都行啊! 你说行就行?你去去给我看看?我们实验室从来就没有去这些地方的。 全面发展在对清华的研究完全失望了之后。我就准备考GRE,TOEFL出国了。我去上了一个新东方的班,没学到什么英语方面的东西,倒是接触了很多新的思想。老罗的言论特别有趣,虽然我不是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写GRE作文特别培养思维能力。我为了写GRE作文,常常为了一个不明白的问题到图书馆翻阅英文的哲学书籍,有关教育的书籍…… 对于很多问题我得到了完全不同的观点。大学的目的是什么?人的价值观是由理性决定的吗?等等等等。我读到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康德等人的言论。甚至有个哲学家说 "All Animals Are Equal". 我看了他的文章觉得有很多可以批驳的观点。我看到迪卡尔的文章,说“要掌握科学就要掌握它的全部”,这句话真合我心意,我就是想做一个懂很多东西的人啊。我想结合艺术与科学。虽然我这个观点得到了某位图灵奖得主的批判,但是我仍然相信迪卡尔。 从这些互相矛盾的观点中,我有了自己的判断力。我开始能够揭开从小蒙在我眼睛上的有色眼镜看问题。我开始检查我自己的思维,我以前的观点。看看它们是否是未经判断就盲目放进去的。我检查到很多很多的错误。我的待人接物,我对他人的理解上,都有不足之处。我还检查到妈妈传递给我的一些有色眼镜。我开始学会用自己新的方式对待他人,看待事物。我不再盲目相信权威,哪怕他是诺贝尔奖得主,图灵奖得主。我有了自己的自由思维。 在那段时间,我感觉我的心智大门被开启了。我开始尝试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以及从来不认为我能做好的事情。我一次又一次的相信我能。我能学会画画,我能打好太极拳,我能理解古典音乐…… 世界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事情等着我去学习去开发啊! 可是,我们却像囚犯一样被判了5年在清华。博士学位就是我们的枷锁。 醒悟,paper的奥秘清华研究生谈论的重点是什么?是 paper。吃饭的时候谈,喝茶的时候谈,睡觉的时候也谈。隔壁的同学在进校第一年就为paper惶惶不可终日,说:“你知道吗,他们要求我们发SCI,怎么办呢?我几个师兄都是因为没有paper延期毕业的。” 这恰好就是那个为后10%淘汰惶惶不可终日的同学。他的老师是个院士,可是他在手下就干一些写word文档之类的杂活还忙得要命,根本没有时间思考问题。 后来听说学校有规定,博士生必须发4篇paper才能毕业,其中必须有一篇是SCI索引,或者两篇EI索引。看上去冠冕堂皇的SCI, EI,不就是跟 google 差不多的东西吗?被它索引了怎么样了?特别是对文章的篇数作要求,而对质量没有判断。我其实读了两年都还不知道学校是这样规定毕业标准的。当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有人告诉我SCI=Silly Chinese Index。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学校没有能力评价学生的水平,就拿文章数来衡量。这样的毕业标准造就的是怎样的学生,怎样的实验室呢?难道导师真的没有能力判断paper的好坏吗?有些是,但是有些不是。即使他知道你的论文没什么价值,也会叫你发表。我发现paper数量的背后,是某些人的如意算盘。想一想是怎么回事吧。国家看什么来拨款研究?看paper。看什么来评价一个学校的水平,也是paper。国家没有能力评价你的能力,当然只有看你有多少paper。所以有了paper就有了钱。只要你能写paper,培不培养你,你将来的发展,关我们什么相干?你写的paper别人能不能看懂,能不能转化成生产力,管我们什么相干?怪不得有的院士想尽办法也要多收学生,宁愿自己帮学生出学费也要他进来。因为学生就是财源。paper可以带来基金,可以在美国买小车洋房,没有基金就让学生干活吧。一个月几百块钱吊着一条命在那里为你拼命,谁叫他们想要那个博士学位呢! 该清醒了,博士无产阶级! 告别清华的博士学位现在我已经厌烦了国内所谓的“学术”。我准备放弃清华的博士学位,出国找个好老师,进行真正的研究。博士第4年了,做出这样的决定真是不容易。有人告诉我不要放弃,你知道有多少人正在羡慕你?你知道一个清华的博士学位有多么值钱吗?但是我不能这么沉默下去了! 博士学位,累坏了多少年轻的中国人!我不再为它浪费我的青春。如果国外也找不到好的老师,我就找一个简单的工作,和我心爱的人一起生活。有人说这是浪费人才?在清华混沌的过日子才是浪费呢!当一个侍者至少也让我感到对社会有贡献,看着顾客满意,我会露出笑容。可是做一个博士却没有。我感觉自己是个没用的人。 我已经完全看透了中国教育的失败。我高中的时候就受到它的伤害,这种伤害延续到现在。中国教育已经成为埋没人才的祸首。留在这个圈子里就是屈服,我不出声,大家都不出声,这个世界就会继续这样郁闷的运转下去。我今天要对这个系统大声地说一声“不!” 我离开了。可是中国永远也不缺少为清华拼命的人!因为他们的妈妈会告诉他们,清华是全中国最好的学校。你要考上清华,为我们光宗耀祖…… 行动 2005年9月22日下午3点,我在东主楼导师的办公室里跟导师和副导师再次重申了我的想法。包括以上的一切,和我退学的打算。导师经过一番举例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叫我踏踏实实的说教无效之后,严厉的批评了我只顾自己,不顾及教研组为我付出的心血。然后说:“要是你不能再为实验室作研究,我们就不能支持你了。前两个月实验室发的钱我收回,你如果决定可以马上写退学申请。我们实验室没有什么损失,我们有的是人干你的事情。不过我要警告你,你一旦退学,连学校的住宿都要被收回!” 接着是副导师尖声的咆哮:“是啊,你瞧不起我们。我们是没有你聪明,可是我们勤勤恳恳……你知道你得的那个best paper award,我们付出了多少努力吗?你认为这么容易拿到吗?那是多少国外专家鉴定……” 真像是一场闹剧,一场梦。他平息下来之后,我说了一声“再见”,然后默默地走出了办公室。 你们要退学申请?这就是我的退学申请。 尾声晚上收到副导师的email说:“还有一件事需要向你说一下:你在学校学习期间所取得的成绩包含你的努力、导师的指导帮助、同学们的帮助,还有学校和国家的支持。你作为博士生学习阶段取得的成果属于教研组、学校和国家。正如同我们作为职务发明的专利属于学校一样。 你在MST、SMT等方面取得了结果,它属于教研组、学校和国家。单位有责任进行合理的应用,为国家建设、国家荣誉服务。有责任进行进一步的整理丰富、向高水平的刊物投送。这里我们想说明一下上述的情况,同时,也告诉你一下:你若愿意将这些成果进行进一步的整理、我们已经给你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欢迎你按照进行修改。你若放弃,我们将进行具体的改进、投递。我们将尊重你的意见。谢谢。” 最后还是没有忘了paper的剩余价值。进一步验证了我的判断,他们在乎我吗?不。他们只在乎paper。至于我流离失所,又有何相干?我不知道有多少无知的弟弟妹妹又会把他们的研究建立在我不屑一顾的paper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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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连杰自传 四月 28, 2005

Posted by wansion in 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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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1)

让我从头说起吧,因为童年经验影响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和精神面的观点。以我来说,这些早期的经验,终将引领我以太极来解析这世界:人与政府的关系、男人与女人、老师与学生、工作与生活。

很多人问我,我会练武是不是因为我小时候很调皮?其实我是个听话的乖孩子,是后来才变调皮的……。家里有母亲、两个姐姐两个哥哥,我是最小的。我两岁大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所以我对父亲一点印象也没有。因为是老幺,母亲从不许我去游泳或骑自行车,任何有危险性的活动、或只是稍微有点危险的运动,通通不允许。当同年龄的孩子在街上玩耍,我这乖顺的好孩子只能待在家里面。“不许碰!”当大人们这么告诫我,我连摸也不会去摸一下。“不准吃!”我就连沾都不会去沾。这就是我早年的回忆,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

即便开始上学了,我也还不会骑自行车,每个人都骑着自行车四处跑,我却一直到14、15岁了才学会骑车!游泳、滑雪……这些小孩子们早就会玩的玩意,我一样也不会。因为母亲下了禁令,我就决不会在她背后偷偷试。

我八岁了才上小学,比别的小孩子晚了一年就读,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很受老师们喜爱。可能是因为我很诚实,又很听话。老师们因为太宠爱我,还让我当体操小老师,只有少数优秀的学生才能当小老师,帮老师维持秩序、记录出席情形……做些诸如此类的工作。每班都有阅读小老师、数学小老师,不过当上体操小老师,要每天带领一到六年级的学生做课间操。

所以我每天都站在学校的领操台上,带着全体学生做体操:“1.2.3.4……2.2.3.4……”可能有些人不了解中国的教育制度,每天上午第二堂课的下课时间,所有年级的学生都要在操场排好队,大家开始随着扩音器放出来的音乐,一起做国家规定的体操。而我就站在大家面前的领操台上,很严肃地:“1.2.3.4……2.2.3.4……”我不知道受老师宠爱是好还是坏,不过我觉得每次考试都能拿到一百分很不赖,而且是每一学科都满分。

有几次考试的时候,我忘了加上破折号或小数点,就拿到老师面前交卷了,她会问我:“你确定你要交卷了?你确定你都想清楚了?”放在我面前的是已经解答好的试卷范本,“你真的确定要交卷了?”她追问:“都检查好了吗?”

“呃……呃……”我快速地浏览一下考卷,或许我的试卷真的需要再修改一下,我马上赶回座位修正。唯独音乐课让我很棘手,因为我天生五音不全,每次唱歌音都抓不准,我这一生中,一直没办法抓到音准。我知道我不会唱歌,老师也很清楚我不会唱歌。到了期末考……每个学生都要个别唱歌,我在一旁等着上场,越来越紧张。“我死定了,”我心想:“逃不掉了。”可是我又想保持我完美的成绩,你看,我是很认真的学生吧。一回到家,我第一件事就是写作业,写完了作业才会吃晚饭或出门去玩。如果作业没写完,我会很有罪恶感。可是不管怎么努力用功,也提高不了我的唱歌技巧。

终於,音乐老师叫了我的名字(该死!),我站起来。“李连杰,你今天喉咙痛对不对?”我吃了一惊:“啊?”这是我逃走的好机会!可是我母亲教导我不可以说谎,所以我张着嘴站着,心里很困惑。

“啊?”

“如果你喉咙痛,就不必考试了,坐下吧。一百分。”

感谢Jingfen(台湾网管)翻译  
Betty整理  

参考原文

           

我在1971年夏天开始学习武术,学校刚延后了一个月的暑假,政府当局不希望小孩子因为无所事事而在街头四处乱跑,所以我们被送往现在的北京体育学校。每一区所有的国小学生──一区大约有十五所国小左右──都被送往体育学校开始一个月的暑修。他们先随机的编排:一年级第一组到体操班;一年级第二组学游泳;一年级第三组踢足球;一年级第四组学武术等等。不知什么理由,我被编到了武术班,我对武术一点概念也没有──我们当中没一个晓得──不过老师说你要学,那就得学!

其他年级的学生也同样被编列成班,所以每种运动大约有一千名学生叁加,一到六年级都有。在假期当中,每个人要花两个半钟头接受训练,不过大家都觉得挺好玩的,反正大部分的小孩也没其他事可做。

秋天学校又开学了,武术班的一千位学生当中,大多数都被剔除了,也就是说,他们被通知不需要再回去了,对他们而言,这只是一段有趣的暑期经验;但是我们这些被选中的20位学生,则是被告知每天放学后要再回去继续接受训练。有几位学生被选中,成了学校大肆吹捧的骄傲。我记得我念的国小只有五六位学生被挑选,唯独我是一年级。千中选一,让我在班上成了风云人物,别人都被剔除,只有你是最特别的!没有人知道──至少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被要求继续接受训练,不过这感觉真的很棒!

从此,每天放学后,别的小朋友排好队准备回家,我则是孤单的等四五年级学长来接我,因为我年纪还太小,要由高年级来带我,一起走十五分钟的路到体育学校去,其他学生总以羡慕的眼神看着我,我也很享受这种滋味。

不过几天的训练之后,我开始想:“嘿,等等┅这太蠢了吧!”新奇感慢慢消退了,我才明白:“别的同学都回家去玩了,而我却要去另一所学校再上两个小时的课!不公平!”我开始反省这荣耀的代价。

总之,我们这些被选中的学生开始为期三个月的训练,之后又经过另一次重要的筛选。剩下的四人加入了其他十位学生,这十名学生从去年寒假就开始习武了。训练越来越严苛,冬季来临,我们却只能在户外练习,因为没有室内设备。北京的冬天非常寒冷,我们的手经常痛的不得了。练习击掌时谁也占不了便宜:如果你拍的不够响,就会挨骂。如果拍出声音了,手会痛的你快疯掉。

一年过去了,我也九岁了,开始准备叁加我的第一场比赛。事实上,这场比赛是继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国家级武术比赛。技术上来说,这是没有官方名次或奖项的比赛,根本不算是标准的竞赛,比较像是大型的武术示范。只有一个奖项会被颁出:最佳表演者会被认证为“表现杰出”。於是,来自中国各地的最佳运动员都想前来一展身手。比赛在济南举行,山东的省会。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也是我生平中第一次离开北京。我还记得当时我非常兴奋,因为可以坐火车。不过我的母亲却很心疼,舍不得让他的小儿子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出发那天早晨,她开始啜泣,这让我觉得很难受,开口说那我不去了。不过这当然是不可以的,我还是出发了,而且尽了最大的能力表现。

结果我蠃得了杰出表现奖。

回到北京之后,我突然收到一份通知,告知我从现在起只需上半天课。我当时只想到,这太棒了!哪个小孩子不想少上点课?其实我的训练表增加份量,是有特殊理由的。当时中国正卯足了劲主办一场很重要的外交活动: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乒乓球冠军赛。这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是很重大的活动──就像奥运一样重大。当然,这并不是奥运,但是你必须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形,没人注意到中国,中国对外国闭关了好几十年;现在他们却从其他国家、其他洲邀来一些选手来中国比赛。不必多说就知道政府当局对这乒乓比赛有多重视了,事关文化上或政治上的尊严。

为了开幕仪式,主办单位计画了一连串艺术表演项目,来展示中国文化的精华:京剧、舞蹈,当然也有──武术。我们这组排定了五个表演项目,而我要表演其中的三项。过重的练习让人很疲累,可是祖国期待着我们完美的演出。我们排练了招数和套路不知多少次。

比赛活动在北京最大的体育馆举行,我还记得我们出席了12次个别的场合,为了让长官来视察排演并评价。每次都会有个高阶长官在一旁下评论:外交部长、国防部长或是其他非常重要的领导。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身为代表,在人前表演的压力,一点犯错的空间都不可以。

等真正的表演开始,我猜我们平日的努力带来了好的结果,长官们根本无须担心,我们是那么努力练习,即使真想试着搞砸表演也很难。后来国家总理周恩来接见了我们,中国最高领导人(当时,毛主席还活着,不过已经隐退了)。想想看:被选为国家武术表演的代表,还能见到国家领导人──而且听到他称赞你的表演,那在中国真是至高无上的光荣,更别提这对一个九岁小孩是多么兴奋刺激的经验了。

自从赢了第一面国家级比赛的奖牌后,我就不需要再上学了──连上午的课也不必上了!他们要我搬进体育学校的宿舍,从那时候开始,一整个礼拜都得住在那里接受训练,只有星期六能回家,星期天晚上又要回宿舍,一到星期一早晨,又开始接受训练。

我对训练课程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苦。那真是超乎寻常的严苛。

我们有大约十三名学生接受同一位教练的指导(译注:李连杰当时的教练是北京武术队的吴彬教练),每天早晨六点整,我们会被一阵刺耳的铃声吵醒。

铃铃铃──!

在九十秒内要着装完毕,到操场上排好队,立正站好。一个小时的练习后,才有机会刷牙、洗脸、吃早餐。八点半继续练习,一直持续到中午十二点。吃过午饭,我们可以午休一会儿,不过那不表示我们可以休息。因为这所体育学校在北京太有名了,成了外国观光客的热门叁观景点。我们其实很想在饭后睡个午觉,不过通常正当我们睡着了,就被广播叫醒──“观光团来了!”只好赶紧爬起来,到外面为外国观光客表演,这种事多到我都不想记得了。

吃过晚饭后练习又继续展开,通常从七点半开始。晚间练习唯一的好处是,我们终於可以在室内体育馆练习,上午与下午,我们得在户外训练,体育学校只有一所体育馆,其他运动项目取得了白天在室内练习的优势:早晨归体操队使用,篮球或排球则是分到下午等等。武术队只能利用晚间,趁着其他人回家的时候使用。晚间练习从七点半练到十点──有时到十点半,我们的练习时间通常一天长达八小时,真的很辛苦。

当时中国还很穷,不但常常停电,还要分批限电,因为没有足够的电力维持整个北京的用电,所以每星期中的每一晚,都会有某一区停电,我们这一区是星期五。整个世界在星期五晚上变得漆黑一片,没什么比这更快乐了,没有灯也就没有练习──多美妙啊。我们都等不及星期五的到来。

星期五的晚间练习停了好一段时间,差不多成了一项惯例。

某个星期五晚上,正当我们在享受休息时间时,突然听到突兀的声音。

铃铃铃!!!

就是那恐怖的铃声!虽然觉得困惑,大家还是赶着到操场去。教练看了我们一眼,马上对我们大吼大叫。没人换上运动鞋,大家都是穿着拖鞋就出来了,连衣服也邋邋遢遢的。就像一群没纪律的小兵,被严厉的士官长询问:“枪他妈的都到哪去了?你们穿这个也叫军鞋吗?”

“好啊,”教练吼着:“你们以为今天晚上不用练习了?”

“今天是星期五啊!”大家心底想着,可没人敢真的出声反驳。

教练叫大家都回去换上鞋,然后又破口大骂我们动作太慢。处罚就是在月光下跑了好几圈操场。跑了很久之后,教练叫大家慢跑进入体育馆里。

“可是体育馆里黑漆漆的┅”大家心想:“进去又有什么意义?”

等大家都排好队了,教练──这个厉鬼、可恨的人!拿着手电筒,就靠着手电筒微弱的光线,点出十三个位置。“你┅站这。下一个┅站那边┅”然后关上手电筒。“好──开始练!”

关於我们的练习,有一点你必须先了解,我们都很重视武术┅不过,只要一逮到机会,没有人不想趁机偷懒,教练就只有一双眼睛,怎么也没办法同时监督每个人。

如果教练正盯着你看,压力就来了,动作一定要优美、有力、准确。不过当他背对着你时,手臂就下垂了,招式也七零八落的。一旦他又转身看着你,不可思议地,飞踢也漂亮了,出拳更是有力,可以下腰,也能侧翻,我们又摇身一变成为武术的典范。

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说,如果有灯的话──大家都会像平日一样偷懒,没有人会笨到失手。不过,在一片漆黑中,没人能预料手电筒会在什么时候打开。万一教练突然把手电筒照着你,而你又刚好在偷懒的话,下场很难想像。我们所体验的是真真实实的恐惧。在一片漆黑的体育馆中,根本没人看的见我们有多么努力┅┅我反而练习得比以往更加彻底。

一直到我失足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什么也看不到,但是我突然踩错了步┅可能是地不平,结果我扭伤了脚踝。那痛楚真是难以忍受,但是我更怕那该死的手电筒,所以一刻也不敢停止练习,还是跛着脚继续练。

终於,操练结束了。

第二天早晨有例行训练,我的脚还在痛。

中午为观光团表演,我的脚依然很痛。

当天晚上又得为另一团观光客表演,我的脚疼得越来越严重。

终於忍到星期天回到家,脚已经没办法走了,肿的像个发酵的馒头一样。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又不敢开口。

为什么?因为我们早就了解到,抱怨伤痛只会让教练指派你去做另一套更吃重的练习,让你悔不当初。比方说,如果有学生说她伤到了手臂,能不能让她休息一下呢?“嗯┅”教练会这么说:“没错,你的手臂要好好休养。不如你改做腿部训练?”然后踢腿两千次。

不管你拿什么理由来规避操练,教练永远有十种替代方案来反击你。他不会管你的伤是真的还是装的,他就是有办法找出与受伤部位无关的各种练习法。“你膝盖痛?好,你不必跑步了,改做一千下仰卧起坐。”新的任务往往带来更大的痛苦,忍着膝盖疼痛跑步可能还好一点。抱怨只会让自己更惨,从此你发誓以后再也不敢了。

星期一我回到学校,走路时脚跛的很严重。看了我脚受伤的状况,教练让我改做上半身的运动。於是我站着,面对镜子,乖乖地打拳。刚好这时候有另一位教练来叁观课程训练,他注意到我一个人在角落,於是停下来问我为什么不跟其他人一块练习。

“我的脚受伤了。”我回答。

“哦,所以你才在做手臂的练习动作啊。那么,让我来看看你的脚吧。”

当他看到我的脚踝竟然肿的像火腿时,把我的教练拉到一旁说:“或许你该带这小孩去医院,看起来满严重的。”

当X光片照出来一看,原来我的脚骨已经折断了。

我竟然顶着一条断脚练习了整整两天──就因为我太害怕而没有对任何人说起!我想这也算是我第一次的重大伤害。至少我现在能拿这段往事来开玩笑了。

从腰部以下,我被一层大塑胶石膏给裹住。

这么说我终於可以休息了,对吗?

想都别想。

接下来几个星期,有位年纪大一点的同学天天背着我去操场,他会帮我就定位,然后我就站一整天做手臂运动,一千下、两千下┅任何人都不准离开训练场地,这是规定!练习结束后,那位同学再过来背着我回宿舍,几个星期来都是如此,直到我的脚痊愈为止。

       

1974年,我被选去叁加另一个特殊课程。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次的经验将逐渐改变我看待世界的角度。中国政府正在实行优秀武术选手的选拨计划。挑选的过程花了好几个月进行。同在一组人要一起接受训练,然后由教练剔掉不够好的选手,这道程序一次又一次地重覆,直到教练们对留下来的选手都很满意为止。最后只剩下三十个人作为最后的班底。

我们的第一项大任务是代表中国(以及两亿的武术人口)到美国做一趟亲善之旅。如你所知,这是项意义非凡的拜访,因为当时中美关系还很敏感。

为了准备这趟前往西方国家的旅行,我们被安排叁加各种巨细靡遗到惊人地步的训练课程,我所说的不光是武术训练──这个我们已经很习惯了。这一次,我们要学的是西方应对进退的社交礼仪。不仅要学习如何用刀叉用餐,还要懂得上哪道菜该用哪种刀叉。以及用餐时的种种细微礼仪:无论如何刀叉都不能碰到盘子,嚼菜时不能露出牙齿,或是粗鲁地用牙签剔牙。

老师还指导我们搭机时的合宜举止与态度:怎么登机以及怎么安静地坐好。我们还学了接应电话的标准礼貌对话,当美国人问问题时怎么听、怎么回话,当我们突然面对大批群众时该怎么反应等等。所有的事情都好复杂。这样的礼仪课程还长达半年!除了这些繁琐的礼仪,还得学会所有的武术套路,我们的表现必须完美无瑕。

当课程接近尾声时,我们都兴奋地不得了,终於要启程开始这趟亲善之旅了。我们预定要拜访美国的四个城市:檀香山、旧金山、纽约以及华盛顿特区。

从北京出发,先抵达香港,再前往墨西哥,在那里进行半个月的武术示范。然后再飞往夏威夷,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不小心成了滑稽场面的主角┅不过在当时,差点就演变成国际事件。

在檀香山机场,我刚好看到在飞机跑道上停了一架飞机,机身印着“中华航空”。华航在当时(现在也还是)是由台湾公司所经营,我当然不会知道这些,於是兴奋地大叫:“哇!看,是中国来的飞机!是中国的飞机!看呀!大家快看!”

立刻有大人过来用手捂住了我的嘴,吼了一句:“够了!”

咦?

当然,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可是在七○年代中期,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连最基本的区隔政策都没有,是非常敏感的政治议题。

而我,我只是以为那是来自中国的飞机而感到兴奋而已。当大人喝阻我时,我马上明白我做错了事,吓的要命,以为我一定会被赶回老家去。

我们显然是被列为高度保护的一群,包含随行人员在内,整团一共有44人,然后再加上26名中央情报局派来的保镖,一位保镖要负责监看两位小朋友,除此之外,还有一大群美国警察一路跟着我们。没人知道大陆人到美国会出什么状况,所以有巡逻车在前方开路,数百名警察试图隔离围观群众,或许有人会被这场面吓到,但是我却觉得很好玩,我从来没这么靠近警察过。

我渐渐长大┅也越来越调皮。大部分的小孩,在进入武术学校以前都很调皮,但是慢慢地,纪律会让他们变的服从。我则是相反。本来一直是温顺的小孩,长大了却变的捣蛋好玩,甚至到了厚脸皮的地步。事实是,离家快一个月了,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胆子也越来越大,例如,我对保镖的配枪很有兴趣。虽然官方规定保镖们不许和我们交谈,我还是缠着保镖问他能不能让我靠近看看他的枪或是拿看看。我特别记得我老是试图开保镖的玩笑,因为我年纪轻、个头又小,一起走路时,我习惯拉着他的衬衫走,他走在前头,我就挂在他身后,而我的身高刚好给了我靠近他腰带的优势,也就是他配枪的位置。“哇,好酷哦!”每次我摸到他的枪时,都会引起他一阵紧张。

我还记得我每天至少要这么捣蛋一次。

真是有趣的回忆!

在中国经过严格的餐桌礼仪指导后,对餐桌摆设我们可是训练有素,每个盘子──我们是这么被教导的──都配有一套刀叉及奶油碟。这种刀只能用来抹奶油、那种要和别的一起使用,每一种器具都有专门的功用。我一直深信,如果用错了刀叉就会让祖国丢脸,同时我的前途也跟着毁了。说老实话,要我们这群小孩子应付一堆刀刀叉叉,还真是有点伤脑筋。“千万不要忘了餐桌礼仪。”我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自己。

但是一会儿之后,我们注意到那些保镖──在一旁和我们一起用餐──根本不管什么餐桌礼仪,他们抓了鸡肉就直接用手撕开,没有人小心翼翼地用刀叉切,而是张开大口就咬了┅我们都看的目瞪口呆。

你知道我们学的是什么礼仪标准吗?是一套承袭自英国白金汉皇宫的系统,与英国皇室用餐时所使用的范本,就是那么正式的礼仪。

就座时脚要并拢,手臂绝不可以靠着桌子,要好好地摆在膝盖上,当主人上菜时,不可晃动,等主人拿起刀叉时,你才可以跟进等等。

总之,我们来美国前已经准备好要完美无暇地表现。

可是,接着我们便发现所有的食物都事先准备好了,摆在长桌上,而且得自己拿盘子绕着长桌选菜,想吃什么就拿什么,想吃多少就拿多少,再回到自己的座位用餐。

看看右边,我们听到大声喧哔、咀嚼食物的声音。

看看左边,盘子撞击出声,人们翘着二郎腿坐着。

所有用餐的礼仪都被违反了──而且根本没人在乎!

我们体验了美式用餐风格,非常轻松自在。

每个我们看见的人,都吃的西哩呼噜,刀叉随便使用。我这才了解到我们学的每一件事,并不一定都适用於这社会。在11岁那年,我开始思索──至少注意到了事物的矛盾性。

过去在学校,我们被教育:“中国是好的,中国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西方国家是堕落的社会,美国的东西都是邪恶的。”然而当我们置身於西方国家中,无法不意识到西方与中国有多么大的差异──而且不尽然都是缺点。

“哇,这里好多汽车哪!看,那楼好高啊!天啊,美国人在自家后院就有游泳池耶!”

每天都是一连串的惊喜。

没人敢说出口──“嘿,这地方真不错!”但是每个人心里都在想着同样的事。

和我们所学的相反,我发现美国人也不全是坏人。我们和美国官派保镖的相处情形就能证明这一点。他们都很彬彬有礼,一点也不冷酷无情。当他们拉你回到队伍里,是因为他要保障你的安全,只要不脱队,他们人都很好。除了全心投入职务,对我们也都很亲切。这让我很难打从心底相信以前大人们所教的:“美国人都是阶级分化的敌人,一个也不能信。”

当我们抵达纽约,我开始怀疑我们住的饭店房间是不是真的都被美国政府装了窃听器,我们真的要留意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吗?

有一天,觉得无聊,我对着电话(没有拿起话筒)说:“喂,我要巧克力、我要巧克力、我要巧克力。”然后我转向镜子说:“我要冰淇淋、我要冰淇淋、我要冰淇淋。”最后,我跑到花瓶那里说:“我要吃香蕉、我要吃香蕉、我要吃香蕉。”我就这样自得其乐一番。然后有个人过来通知我们该准备晚上的表演了,我也完全忘了这件事。

那天晚上,当我们回到饭店后,我一推开房门一看,差点被吓死,我的保镖也是一脸惊愕。

摆在桌子上的正是巧克力、冰淇淋和香蕉。

起初我还以为这是赞助者送的礼物──队上每个人都有一份。这一定是巧合,只是恰好礼物和我渴望的东西一样罢了。我马上冲去其他人的房间检查,“喂,你们桌上有没有摆着礼物?”

没有。

只有我的房间有。经过这次意外,我变的比较小心翼翼了。

访美的最后一站,也是旅途的最高潮,就是华盛顿首府。队上只有少数被挑选的人可以在白宫的草坪上表演武术。表演完后,我们被正式介绍给美国的政界高官,然后一起摆好姿势合照留念。我还记得,美国总统尼克森站在我的女队友旁,而我则站在基辛格旁边,就在此时,尼克森转过头对我说:“小朋友,你的功夫真让人印象深刻!长大了要不要来当我的保镖啊?”

“不要,”我脱口而出:“我不想只保护一个人。等我长大了,我要保护全中国亿万万人民!”

大家都哑口无言,周围弥漫着一股尴尬的死寂。

没人想到我竟然会给了这样的回答──连我自己也没想到。

最后是基辛格开口打破这片沈寂:“我的天,小小年纪,说话已经有外交官的架势了!”

一直到几天后,在访美的行程接近尾声的一场外交餐宴上,有人拿一份报纸给我们看,我才知道我们的白宫之行上了纽约时报的头条,图文并茂地报导整个过程,还奇怪着究竟赤色中国施行了什么样的教育,为什么年纪那么小的代表,回答问题也能这么充满爱国情操。至於我给尼克森的回答,中国官方自然是一点问题也没有,还对我大大地赞扬一番,这小孩真是太聪明了,能说出这样爱国的回答!

又一次,我的表现获得了满分:A+。

出国表演有一个意外的好处,全团的人都可以拿到每天五美金的零用钱。我很清楚自己要怎么运用这笔钱──为我母亲买一只表,一只真正的瑞士表。当时,手表在中国算是奢侈品,进口表都很昂贵,瑞士表尤其高贵的令人敬而远之。一般的劳工阶级要买瑞士表,唯一方法就是好几个月不吃东西。当我把手表送给我母亲时,她非常高兴,抱着我夸我是好孩子。

才刚回国没多久,他们又开始严厉地训练我们。比赛就要到了,而且这次是官方举办的正式比赛。那年我蠃得了全国少年组冠军,少年组就是低於十八岁的组别,这算是我第一个正式的全国冠军头衔。

隔年,中国开始筹备第三届全国体育大赛,全国体育大赛就好比是国内版的奥运一样,囊括了所有的运动项目:游泳、体操、田径等等,也是每四年举办一次。从建立新中国这二十五年来,比赛才举办了两次,因为文化大革命,导致所有的活动都停摆,所以1975年那场全国体育大赛,从解放以来才办到第三届,对政府而言,这次大赛相当重要,有很大的象徵意义,全体国民也都这么认为。

再一次地,我发觉我的训练又更改了,压力也增加了,人们对我寄予很高的期望,因为我刚得到少年组冠军。就我自己来说,我并没想那么多,我知道外头有更多运动员,受的训练要比我严苛得多,尤其是成年组的选手。不过因为蠃得了少年组冠军,他们允许我跳级比赛,也就是说,我有资格挑战十八岁以上的组别。我只是个十二岁的小孩,却要和一群二、三十岁的选手一同竞争,我开始感到压力,担心自己能否表现良好。

记得我说过我的教练很严格吗?他把我们操练到远超乎想像的地步,“训练”我们绝不手软,不过,和其他队友比起来,我并不常挨打,要对付我,只要教练口头上讥讽几句,就足以让我站在角落苦练好几个钟头。

全国大赛的日子渐渐逼近,教练却突然停止我的训练,不知道原因,总之他开始从中国各地找来杰出的武术专家,请他们来指导我,我就好像接受一连串客座教授的课程教导,而且他们全然不像我教练那般严格。

这让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说不出有多么兴奋!说真的,光是看到教练我就吓的发抖,不只是我,我们全体队员都很怕他。但是这些武术大师却一点也不可怕,他们很认真地指导我,解释事情也非常清楚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这么移动、怎么出下一招等等──而且从不责罚我,步调整个转变了,而我是唯一接受这些大师指导的学生,其他队友的训练则和往常相同。

我当然没问题,能逃离体罚,不必再承受任何体罚是再好不过了!

1975年5月,一场重要的邀请赛在云南昆明市举行,会中邀来八大城市的叁赛者,这邀请赛的目的是要让武术好手藉机切磋一下彼此的实力,有点类似全国体育大赛的序曲。邀请赛共有五个项目,而我恰好蠃了每个项目的第一名,一切都进展的很顺利。 不过大家的重心还是摆在即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体育大赛,每个人都处在焦虑的状态中。正式比赛的前三天,我正在最后资格赛的赛场上,虽然是预赛,我还是全力以赴,没想到却演变成一场致命的表演。

我踏上地毯,准备表演刀术,才刚使出第一招就出了意外,我的刀划到了我自己,在我的头上割出一道很深的伤口,好笑的是,我完全不知道┅┅

我只记得我的头又湿又热,好像流了很多汗。每跳一下、每踢一次,汗就流得更厉害,不但滴进了我的眼睛,还甩的到处都是。真怪,我心想。

当然,全场观众都惊恐地大叫:“哇啊啊啊!”一边指着我一边尖叫。不过我还是继续表演──出拳、翻滚、跳跃,一点也不觉得痛,只是觉得很热。我知道有东西在滴,但我只当自己比平常流了更多汗而已。在表演途中,我趁机擦了一下脸,这才注意到:“嘿,我流了点血。”但是我并没有停止表演。从小就被训练不能以任何身体上的痛苦为藉口而影响到表演,就算骨头断了也不行──在这样的逻辑下,流一点血根本算不了什么。驱使我继续表演的动力,完全是无意识的:“我不能停,一定要继续。”多年来辛苦的训练坚定了意志,真的面临考验时,会十分受益。反过来说,如果每次身体不舒服,就允许自己停止练习,你会发现自己很容易找藉口放弃。

我表演完套路后,鞠躬,然后跑下台,有三四个队友站在那边,全都在哭着。“你们到底在叫什么啊?”我一边走近他们一边问。他们哭喊:“你看看你自己!”这时有人拿毛巾来按住我的头,我往下瞧,看见半边制服都被鲜血染红,身子半侧从肩膀到大腿都沾满了血,看到这么多的血,我吓的大叫一声,差点昏了过去。

他们马上送我去医院缝针,然后带我回体育学校休养。教练告诉我三天后就要决赛了,但是医生警告我缝合的伤口在一星期内都不能去动它。我很担心自己是否能继续比赛,但更担心被母亲发现我受伤,资格赛她没来观看,但是决赛她肯定会出席,万一被她看见我包上绷带,一定会惊慌不已。

就在这时,我哥哥听到我受伤的消息,赶来体育学校,看到我一身是血的躺在床上,他马上跑回家告诉母亲:“小杰割开了他的头!”我妈妈听到消息后冲到学校,教练没办法只好让她探望我,然后把我哥带到外头骂了一顿。

他们总算说服了我母亲,让她相信我没什么大碍。

决赛的日子到了,医生问我是不是打算包上绷带上场?不行,我不能这么做,这会影响我的平衡。那么我愿不愿意放弃比赛?不行,我也不想放弃。结果我头包着绷带就这么一路到会场去了,当我到比赛场地时,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看着我。

此时此刻,我已经学了三年的武术课程,即使早先脚骨断了也继续训练,现在状况正好,我全神贯注,除了套路,其他事物都不存在。

我走上看台,拆掉绷带,一位护士拿着消毒剂与针筒在一旁待命。她告诉我:“比完了马上到我这来,我会重新消毒你的伤口,换新绷带。”伤口还没愈合,他们担心暴露在汗水和灰尘下会感染。

所以,当表演结束后,我马上跑下去,拉下裤子打针,然后让护士重新消毒伤口并包扎。

这就是我叁加第三届全国大赛的故事。

我拿下第一名成了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因为我年纪还那么小,才十二岁,而另外两位得奖的选手已经二十多岁,接近三十岁了。颁奖典礼时,我站在最高的受奖位置,还是比另外两位二、三名选手矮了一大截,那景象一定很有趣。

这时奏起了国歌,我站在台上听着,心中充满感触,十一岁以前,我从不知道蠃得全国比赛冠军头衔的冲击,此时此刻,我却突然感动地想哭。

我记得当时只想着:“妈,这奖牌是献给你的!你没白养了我,没有你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我!”比赛这几天、我的伤、我妈的反应、和成年选手竞争┅这些过程都在我心头上翻腾,眼里满是泪水。我不敢说往后再站上受奖台时,是否还有同样的感动,但是那次真的让我感触良多。

1976年初,我们又开始全球亲善巡回演出,到欧洲、亚洲、非洲、中东等各大城市表演,每个拜访的国家都有趣事发生。我们抵达伊拉克时,当地真是无法想像的热──大概有50摄氏度那么热,热到令我们难以忍受,每到中午,正当我们要午睡时就更难熬,我们只好提了几桶水,把水倒在床上,否则那床简直热的无法躺,我们躺在湿答答的床铺上,一两个小时左右,床铺又被烤乾了,我们只好爬起来再泼一次水。当然,饭店不知道我们背地里在搞什么鬼──我们都是偷偷做,一面告诉彼此:“实在是太热了嘛!”一面把水倒在床上。想想看──如果不是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异想天开的气温调节妙计!

1977年,表演队伍到了非洲,那里炎热的气温也是个大问题,所有的表演行程都安排在晚上,大约晚间十点才开始,白天表演对运动员或观众来说很不切实际,因为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室内体育馆。我们在足球场表演,没人愿意顶着大太阳坐在外面看表演,就算在晚上,气温也比我们所习惯的温度还高出许多。

我还记得他们在场外准备很多桶饮料,用大冰块冰镇着苏打水。有一天晚上,因为太热了,我随手在桶子中抓出一瓶饮料,周围太暗了所以我没看到饮料的标签,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口味,反正我根本不在乎,只要是冰的饮料就行了。我大口大口地喝──一口气就灌了半瓶,冰凉的水通过喉咙的滋味真是太畅快了,直到我把瓶子放好才觉得有点头晕目眩。

他们马上发现我灌下了半瓶的香槟!结果那天晚上我不能再继续接着表演了,他们只好找个人来代替我。

在那次旅途中,我们搭飞机往返各国,有一个非洲国家,我记得他们全国只有两架飞机,一架是小型的喷射机──通常只供官员使用,本来我们预定搭这架飞机,但是当我们到机场时,却被告知他们的总统正在使用那架飞机,所以我们得改搭另一架飞机──货机。

嗯,凡事总有第一次嘛,对吧?就像电影场景一样──货机又大又空,停在机坪时,机尾直接落地,方便装载货物,我们也是从机尾登机的,在倾斜的机身中陆续就坐,男生坐左边,女生坐右边,飞机里面不像客机那样有整排的座位,只有两排铁制的长椅,我们一坐下就只能面面相觑,就像预备跳伞的伞兵那样。大家都觉得很好玩,这飞机多新奇啊!坐铁长椅真有趣!这时有人注意到两侧长椅前头都绑着牢固的粗绳。这是做什么用的?不可能是安全带吧?只是两条粗重的绳索而已,而且离我们也太远了。

谜底一下子就解开了。

货机后门还没关,我们听到外头传来沈重的踏步声,然后就看到┅┅一群牛羊被赶进货机,占据了货机的中间。

我们要和它们一起飞!这景象多怪啊:北京武术队坐在飞机两边,中间挤着一群牛羊,我们就坐在牛羊的旁边,我们坐着,它们站着,整个飞行过程中就这样隔着绳索彼此打量。

关於这次飞行经验,还有一个插曲。一般客机都有消音防震设计,让旅客搭乘起来觉得舒适,货机自然没有这样的设备,结果,飞行时噪音震耳欲聋,机身摇晃的很厉害,幸好这段飞行并不长,我们大概忍受了四十分钟的噪音与震荡,其实,还满像做了一次推拿,当我们降落后,每个人的肌肉都非常非常松弛舒服。

回想起来,在我们拜访非洲那两个月,每次搭飞机总会发生很戏剧化的状况,几个月前,一架DC-10机型的飞机坠毁,导致整个国际机场全面警戒,同机型的飞机都要彻底检查一番,所以在机场老是发生班机因为检修而误点的情形。还有一次,我们得转搭二次大战时的旧式螺旋桨飞机,飞机门关不起来,最后为了安全竟然用绳子绑!

终於,巡回演出结束了,大家可以整装回家了,回程的班机是中国航空的飞机,我还记得是波音七四七,载送某位到北京拜访后回国的非洲国家总统,回程顺道载我们回家。想来还满贴心的──两个月来尽搭些摇摇欲坠的飞机,这次总算可以舒舒服服地飞回家!飞机从喀麦隆出发,中间在萨伊共和国短暂停留,让一些乘客搭机,然后就启程飞往祖国。 第一段飞行很顺利,飞机准时抵达萨伊共和国。一会儿过后,我们发现飞机在跑道上空盘旋,没人知道飞机为什么不降落,原本只要四小时的飞行,现在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飞机还是一直在机场上空盘旋,绕了一圈又一圈,我注意到那些空服员不再走来走去了,事实上,她们什么事也没做了,只是沈默地坐在椅子上,脸色看起来很苍白。这挑起了我们的好奇心──为什么空服员一动也不动?从窗外往下看,机场就在下方了,为什么还不降落呢?终於,有位空服员拿着一叠信封和文具开始发给乘客。该是写遗嘱的时候了。

机长开口解释了原因:飞机轮子卡住了,后轮正常,但是前轮没有顺利落下。这时我们才想到,难怪耳边一直断断续续响着:嗄嗄嗄嗄呼呼呼┅嗄嗄嗄嗄呼呼呼的声音,又不敢问那是怎么回事。这时空服员递给我们纸笔写信。

说实话,我小时候并没有在课堂上好好上过课,又没什么机会写信,因为疏於练习,我几乎已经忘了怎么写字了。这让我很焦虑──不是因为被交代要写下遗嘱,而是我盯着一张空白的纸,不晓得该拿它怎么办。好像临时抽考一样!我根本不晓得要写什么。旁边的乘客如何看待这次危机,我没什么印象,只记得自己很慌张:“我宁愿表演武术或接受训练,做什么都好,就是不要写字!”我的脑袋一片空白,到底要写什么啊?我至少坐着发呆了十分钟,然后突然想到:“对了!我应该在文章的起头写下遗书两个字。”问题是我忘了“遗”这个字怎么写,於是我转头求助一位正在振笔疾书的大人,很礼貌地问:“老师,可以教我怎么写遗书的遗吗?”

“去你的!”他回了我一句,头抬也不抬。

我很不高兴。

好,不说就算了,干嘛骂人呢!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状况真是太荒谬了。当所有人都在为逼近的死亡绝望挣扎,我还在问“呃,请问遗书的遗怎么写?”这种蠢问题。 我完全也没想到自己也会死──飞机若是坠毁了,我也活不成,但我却一点都不害怕,还忙着担心怎么填满那张白纸。

我没写完遗嘱。

因为奇迹发生,飞机前轮终於顺利落下,我们也安全降落了。

后来我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当飞机门打开让大家下机时,我看到外面的景象,这才吓的两腿发软。整个机场都封闭了,到处都是士兵,好几十辆消防车在一旁警戒待命,所有喷水设备蓄势待发,急救人员也在第一位置就定位,准备冲向我们。

这些旅程,真是无与伦比的教育。

因为我与美国总统的特殊关系──也就是我对尼克森说了那番话之后──就此确立了我在历史上的地位。中国政府也坚信这点,他们宣称我为这次中美关系做出重大贡献,於是把我纳入国宴的受邀名单中,我还被指派为往后美国总统来访的官方欢迎团一员。当福特与卡特来中国拜访时,我是在机场欢迎列的其中一个,渐渐地,两国冰封的冷战逐渐溶解了。

中国与美国互相仇视已经很久了,因为对彼此的文化与价值观都不了解。比方说,我们这群北京武术队的成员,在1974年第一次搭上飞机前往美国时,一直很焦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状况;而美国官派的保镖们,也是第一次被指派来保护我们,一样很紧张。以致於两边都被叮咛的有点过头了。

经过一个月的相处后,我们发现这些资本主义者其实都是很亲切、很有礼貌的人,而他们也发现这群共产主义小朋友们,不会满嘴教条──事实上,我们还挺可爱的,於是大家都开始放轻松了。人们一旦解除了防备,慢慢地就有些有趣或无心的事情溜出来了,例如,其实我们的保镖会说中文这件事。到了旅程即将结束时,我与保镖之间已经相处的很自在了,有一天,我扯了扯他的袖子,十分紧急地说:“我要上厕所!”

他想也没想,就用中文回答:“别担心,我帮你找厕所!”

我笑了出来:“哈!你果然会说中文!”他当时困窘地不得了。

美国保镖陪着我们一路到了香港,这是我们旅途的最后一站,结束后就要回中国了,事实上,这是保镖们第一次有机会可以坐下来看我们表演──之前的表演,他们要忙着维护安全。最后一次表演完后,道别的时候终於来临了,大家都哭了,男人女人,大大小小,没有一个例外。

我还记得其中一位保镖站起来,用中文说了一段话:“过去一整个月,我们一直忙着护卫你们的安全,没机会看你们表演,也不知道你们的能力。一直以来,我要假装我不了解你们,不会说你们的语言,我们被交代不可以和你们太亲近,或许我现在这样和你们谈话,是在拿我的职业冒险,但是谁在乎呢?我想和你沟通!”

看到他眼眶里满是泪水,大家又哭的更厉害了。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哭,但是一整个月相处下来的情感羁绊,让大家都非常悲伤。

几年后,当美国福特总统来中国拜访,我是中国友好亲善团的代表成员之一,要到机场接机,然后护送他到人民大会堂叁加国宴。这是非常盛大的排场,人民大会堂的会场很宽敞,摆了好几百桌宴会桌。当我用餐时,一边还悠闲地东张西望,眼光扫过一排排脸孔,然后,我的视线停留在一张脸上。

那是在香港含泪说了一段中文的美国保镖!

我又惊又喜,就像看到失散多年的好友一样,开心的不得了,於是跳起来大叫:“嗨!”

当我这么做时,我注意到在他前面两三桌坐的全部都是当年的保镖,他们也一样无法克制自己,全都跳了起来,对着我挥手:“嘿!”

我们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走过去、握手、彼此拥抱,全忘了自己正在正式的国宴场合中。当他们一站起来,我们听到──就像连锁反应一样──二十把、三十把、四十把椅子被拉开的声音,大家都站了起来,有中国的便衣警察、也有美国的安全人员。

像这种高层级的国宴,整个会场都布满了便衣刑警,美国人员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进驻监视着他们,但是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对望,随时注意任何突发的举动。

所以,当我突然站起来,保镖们也跳起来,其他人於是推断将有危险状况发生──还把我们高兴地招呼当成了警告声。

真是尴尬极了!

回头一看,所有的大人都包围着我警戒待命,看起来相当紧张,还有人本能地趋前护卫着两国的首领,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对每个人点点头说:“呃,对不起┅┅”然后小心地坐回座位。美国保镖们也一样,向他们的同僚再三保证没有状况发生。

大家终於明白这不过是场无害的误会,又小心又尴尬地,一个个重新坐回座位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处在紧张与不信任的关系中,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们,还是可以超越藩篱,建立起坚定的友谊。

 

司马相如的清高 一月 7, 2005

Posted by wansion in 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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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碧血汗青

看太史公《史记》,文字激扬,诚为无韵之诗;后来班固之《汉书》,虽激情稍减,然严谨、简洁有加,为后世官史之楷模。
而太史公写有名的才子司马相如事,是其中一个名篇。
据太史公书,相如做为梁孝王的门客,在梁孝王死后归家,因家贫无以自立,他的好友临邛令王吉邀请他前往,于是相如之临邛。
那王吉对他非常恭敬,每天去拜见相如,而相如一开始还见他,后来则频频称病,干脆叫仆人回绝了事,只是那王吉却对他愈加地恭敬有加。由此可以知道,此刻的司马相如虽然寄人篱下,然而傲气却一分不减,可称人穷志不短。
从这里开始,一些有趣的事情开始发生了。
在临邛有很多富贵人家,其中卓王孙家中有僮仆八百,另一人程郑亦有数百人,一日两人商量道:县令有贵客,我们应该招待一下。
于是乎二人“并召令”。此处这个“召”字用得极妙。作为两个土豪,再怎么有钱,也应该是请县令,然而却说是“召”,由此我们可以想见这二人大约不但钱多,势力恐怕也不小,因此不太把县太爷放在眼里,可以去“召”本县的父母官来吃饭,而招待的主角还不是他县令本人。
据说那天的客人以百数,只是到了日中,作为主角的司马相如还没有来,并且还着人来推说自己病了因此不能前去。这下让那临邛令大为着急,估计他那时候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但看着两个大土豪的面孔却是不敢动一筷饭菜,于是大约为了自己的肚子着想,他只能快快地前去,想法子把司马相如给弄到现场才好。
太史公接下去是这样描写相如去作客这一段的:
“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尽倾。”
而到了班固手上,这一节基本没作什么大的改动,只是一向以简练行文的他,在此处却相反多加了一个字,是为:“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一坐尽倾。”此处的“为”通“伪”,也就是“相如伪不得已而强往”,只此一字之差,顿时令泰山崩塌于前。
看司马相如先前对好友县令的态度,可以说不只是高傲,甚至有些桀骜无礼,所以很容易就能显出他人虽贫而傲气愈甚的气势。然而此刻却说他是“伪”不得已前往,也就是说其实他心里是愿意的。这样一来,司马相如的“清高”就大大的成问题了。
到底司马相如是怎样呢,且再看看太史公的文章。
“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尽倾。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原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间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
看完这节,就可以知道司马相如其实是早知道“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而且“好音”的,“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由此可见,班固说司马相如“伪”不得已而强往,并没有冤枉他,另外一个证明就是他如果真的不得已,那么完全没必要在奏琴之时“为鼓一再行”,弹一曲应付应付也就罢了,何必要再接着连奏二、三曲呢。
关键是在这“为鼓一再行”的结果,乃是卓文君终于为相如的琴音和 “雍容间雅”的风姿所动(此处“间”音“闲”),“心悦而好之”。但作为一个新近才守寡的寡妇,又加上司马相如那“清高”的名声,却让她内心担忧“恐不得当”。
那知道这个时候司马相如却用重金买通卓府下人,主动来通“殷勤”。想当然这一来卓文君必定是喜出望外,于是马上连夜“亡奔”相如,和相如一起逃去了成都。
再接下去的事情是到了成都后,卓文君发现司马相如“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於市中。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独柰何相辱如此!’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卓文君一下从家财万贯的富家妇成了家居徒四壁的贫妇,久之不乐是正常的。她的想法是父亲不给钱,也许是气她私奔丢了面子,那么向兄弟叔伯借钱,那些兄弟叔伯想来不会象他老子那样没台阶下而不借,而她一旦借了想来老子自然还是会替她还的,那不是一样吗。
当下夫妇二人收拾一下又回去了临邛。
那知道到了临邛,相如却没有按照卓文君的办法行事,而是把车骑卖了,开起了酒馆,不但如此,又命令文君去做厨娘,自己却穿了犊鼻裤去和酒保一起在铺面里打杂。
这一来令卓王孙的宝贝女儿干起了粗活,女婿给人呼来喝去的,让卓王孙更没了面子。所以到最后不管是卓王孙心疼女儿也好,还是要面子也好,总之是“不得已”地屈服了,乖乖地给了司马相如百万钱,还贴上了无数僮仆,大约是怕了司马相如,唯恐有天再要他女儿去干粗活吧。于是司马相如揣了钱带了人浩浩荡荡地回了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其实司马相如完全可以不让卓文君当厨娘的,按照卓文君的办法,度日是绝无问题,倘若他司马相如真是安于清贫,愈贫愈傲,又何必巴巴地赶回临邛去开酒馆,成都也一样可以开,再者,他真要爱文君,那会舍得让从未挨过苦的她去做粗活。而就算开酒馆,那也未必非要文君下厨才成,加上卓文君大约从小就是娇生惯养的,想想也知道做出来的菜式好吃也有限,难道不怕得罪客人么。
回头看看他钱一旦到手,照单全收,全不嫌多,马上就赶回成都去,又是买田又是买房做富家翁享受起来了,就知道他这个去临邛开酒馆的招数,摆明就是以让卓文君抛头露面吃苦受累做筹码向卓王孙要钱的。
而他自己什么不好做,偏要穿上犊鼻裤做酒保被人差遣,不定还经常因为卓文君做的菜不好被人骂,他要是真的“傲气”,又那受得住做酒保给人呼喝来去?好歹他也是个文化人,做收银记账买菜总是没问题的吧,所以这说白了是做给卓王孙看的,就是存心要扫卓王孙的面子。
说句老实话,我觉得司马相如可真够阴狠的,他的这份“清高”怕是没几个人能消受得起的
另外,司马相如是不是真的对文君本人倾心爱慕,有什么爱情,只恐怕亦是未可知之数。其一,他与文君在去卓府前从未谋面且相交甚短,文君既然窥琴悦之,则可知二人早先并不相识,也可知司马相如在花重金买通文君仆人,与文君“通殷勤”前都未见过文君。其二,窥琴之后,是相如主动买通文君仆人与之“通殷勤”,说明去之前相如早就有这个打算,不然无由他尚未见过文君才貌如何,便去钻营亲近的,这也又一次反证他去卓府的确是如班固所言一样,乃“伪”不得已,不是真的不得已。其三乃是在司马相如发迹后,纵情声色,最后欲纳一茂陵女子为妾,卓文君终于忍无可忍,作《白头吟》一首,附书决绝曰:“春华竞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声代故!锦水有鸳,汉宫有水,彼物而新,嗟世之人兮,瞀于淫而不悟! 朱弦断,明镜缺,朝露晞,芳时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念妾,锦水汤汤,与君长诀!”司马相如接书惶恐之下,遂不敢再起纳妾之念。
由此可见,司马相如追求文君之事,除却钱财之后还有多少真正的爱情成分在内,是大可以质疑一番的。
只可惜“文君卖酒”后来却居然成了一段“才子佳人”追求爱情的千古佳话,成了追求自由恋爱的典范,以我想来,恐怕文君自己未必会做如是想,她倒是可能对司马相如“雍容间雅”的风姿和他这个才子的“才”,有着最深刻的切身体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