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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连杰自传 四月 28, 2005

Posted by wansion in 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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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1)

让我从头说起吧,因为童年经验影响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和精神面的观点。以我来说,这些早期的经验,终将引领我以太极来解析这世界:人与政府的关系、男人与女人、老师与学生、工作与生活。

很多人问我,我会练武是不是因为我小时候很调皮?其实我是个听话的乖孩子,是后来才变调皮的……。家里有母亲、两个姐姐两个哥哥,我是最小的。我两岁大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所以我对父亲一点印象也没有。因为是老幺,母亲从不许我去游泳或骑自行车,任何有危险性的活动、或只是稍微有点危险的运动,通通不允许。当同年龄的孩子在街上玩耍,我这乖顺的好孩子只能待在家里面。“不许碰!”当大人们这么告诫我,我连摸也不会去摸一下。“不准吃!”我就连沾都不会去沾。这就是我早年的回忆,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

即便开始上学了,我也还不会骑自行车,每个人都骑着自行车四处跑,我却一直到14、15岁了才学会骑车!游泳、滑雪……这些小孩子们早就会玩的玩意,我一样也不会。因为母亲下了禁令,我就决不会在她背后偷偷试。

我八岁了才上小学,比别的小孩子晚了一年就读,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很受老师们喜爱。可能是因为我很诚实,又很听话。老师们因为太宠爱我,还让我当体操小老师,只有少数优秀的学生才能当小老师,帮老师维持秩序、记录出席情形……做些诸如此类的工作。每班都有阅读小老师、数学小老师,不过当上体操小老师,要每天带领一到六年级的学生做课间操。

所以我每天都站在学校的领操台上,带着全体学生做体操:“1.2.3.4……2.2.3.4……”可能有些人不了解中国的教育制度,每天上午第二堂课的下课时间,所有年级的学生都要在操场排好队,大家开始随着扩音器放出来的音乐,一起做国家规定的体操。而我就站在大家面前的领操台上,很严肃地:“1.2.3.4……2.2.3.4……”我不知道受老师宠爱是好还是坏,不过我觉得每次考试都能拿到一百分很不赖,而且是每一学科都满分。

有几次考试的时候,我忘了加上破折号或小数点,就拿到老师面前交卷了,她会问我:“你确定你要交卷了?你确定你都想清楚了?”放在我面前的是已经解答好的试卷范本,“你真的确定要交卷了?”她追问:“都检查好了吗?”

“呃……呃……”我快速地浏览一下考卷,或许我的试卷真的需要再修改一下,我马上赶回座位修正。唯独音乐课让我很棘手,因为我天生五音不全,每次唱歌音都抓不准,我这一生中,一直没办法抓到音准。我知道我不会唱歌,老师也很清楚我不会唱歌。到了期末考……每个学生都要个别唱歌,我在一旁等着上场,越来越紧张。“我死定了,”我心想:“逃不掉了。”可是我又想保持我完美的成绩,你看,我是很认真的学生吧。一回到家,我第一件事就是写作业,写完了作业才会吃晚饭或出门去玩。如果作业没写完,我会很有罪恶感。可是不管怎么努力用功,也提高不了我的唱歌技巧。

终於,音乐老师叫了我的名字(该死!),我站起来。“李连杰,你今天喉咙痛对不对?”我吃了一惊:“啊?”这是我逃走的好机会!可是我母亲教导我不可以说谎,所以我张着嘴站着,心里很困惑。

“啊?”

“如果你喉咙痛,就不必考试了,坐下吧。一百分。”

感谢Jingfen(台湾网管)翻译  
Betty整理  

参考原文

           

我在1971年夏天开始学习武术,学校刚延后了一个月的暑假,政府当局不希望小孩子因为无所事事而在街头四处乱跑,所以我们被送往现在的北京体育学校。每一区所有的国小学生──一区大约有十五所国小左右──都被送往体育学校开始一个月的暑修。他们先随机的编排:一年级第一组到体操班;一年级第二组学游泳;一年级第三组踢足球;一年级第四组学武术等等。不知什么理由,我被编到了武术班,我对武术一点概念也没有──我们当中没一个晓得──不过老师说你要学,那就得学!

其他年级的学生也同样被编列成班,所以每种运动大约有一千名学生叁加,一到六年级都有。在假期当中,每个人要花两个半钟头接受训练,不过大家都觉得挺好玩的,反正大部分的小孩也没其他事可做。

秋天学校又开学了,武术班的一千位学生当中,大多数都被剔除了,也就是说,他们被通知不需要再回去了,对他们而言,这只是一段有趣的暑期经验;但是我们这些被选中的20位学生,则是被告知每天放学后要再回去继续接受训练。有几位学生被选中,成了学校大肆吹捧的骄傲。我记得我念的国小只有五六位学生被挑选,唯独我是一年级。千中选一,让我在班上成了风云人物,别人都被剔除,只有你是最特别的!没有人知道──至少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被要求继续接受训练,不过这感觉真的很棒!

从此,每天放学后,别的小朋友排好队准备回家,我则是孤单的等四五年级学长来接我,因为我年纪还太小,要由高年级来带我,一起走十五分钟的路到体育学校去,其他学生总以羡慕的眼神看着我,我也很享受这种滋味。

不过几天的训练之后,我开始想:“嘿,等等┅这太蠢了吧!”新奇感慢慢消退了,我才明白:“别的同学都回家去玩了,而我却要去另一所学校再上两个小时的课!不公平!”我开始反省这荣耀的代价。

总之,我们这些被选中的学生开始为期三个月的训练,之后又经过另一次重要的筛选。剩下的四人加入了其他十位学生,这十名学生从去年寒假就开始习武了。训练越来越严苛,冬季来临,我们却只能在户外练习,因为没有室内设备。北京的冬天非常寒冷,我们的手经常痛的不得了。练习击掌时谁也占不了便宜:如果你拍的不够响,就会挨骂。如果拍出声音了,手会痛的你快疯掉。

一年过去了,我也九岁了,开始准备叁加我的第一场比赛。事实上,这场比赛是继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国家级武术比赛。技术上来说,这是没有官方名次或奖项的比赛,根本不算是标准的竞赛,比较像是大型的武术示范。只有一个奖项会被颁出:最佳表演者会被认证为“表现杰出”。於是,来自中国各地的最佳运动员都想前来一展身手。比赛在济南举行,山东的省会。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也是我生平中第一次离开北京。我还记得当时我非常兴奋,因为可以坐火车。不过我的母亲却很心疼,舍不得让他的小儿子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出发那天早晨,她开始啜泣,这让我觉得很难受,开口说那我不去了。不过这当然是不可以的,我还是出发了,而且尽了最大的能力表现。

结果我蠃得了杰出表现奖。

回到北京之后,我突然收到一份通知,告知我从现在起只需上半天课。我当时只想到,这太棒了!哪个小孩子不想少上点课?其实我的训练表增加份量,是有特殊理由的。当时中国正卯足了劲主办一场很重要的外交活动: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乒乓球冠军赛。这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是很重大的活动──就像奥运一样重大。当然,这并不是奥运,但是你必须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形,没人注意到中国,中国对外国闭关了好几十年;现在他们却从其他国家、其他洲邀来一些选手来中国比赛。不必多说就知道政府当局对这乒乓比赛有多重视了,事关文化上或政治上的尊严。

为了开幕仪式,主办单位计画了一连串艺术表演项目,来展示中国文化的精华:京剧、舞蹈,当然也有──武术。我们这组排定了五个表演项目,而我要表演其中的三项。过重的练习让人很疲累,可是祖国期待着我们完美的演出。我们排练了招数和套路不知多少次。

比赛活动在北京最大的体育馆举行,我还记得我们出席了12次个别的场合,为了让长官来视察排演并评价。每次都会有个高阶长官在一旁下评论:外交部长、国防部长或是其他非常重要的领导。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身为代表,在人前表演的压力,一点犯错的空间都不可以。

等真正的表演开始,我猜我们平日的努力带来了好的结果,长官们根本无须担心,我们是那么努力练习,即使真想试着搞砸表演也很难。后来国家总理周恩来接见了我们,中国最高领导人(当时,毛主席还活着,不过已经隐退了)。想想看:被选为国家武术表演的代表,还能见到国家领导人──而且听到他称赞你的表演,那在中国真是至高无上的光荣,更别提这对一个九岁小孩是多么兴奋刺激的经验了。

自从赢了第一面国家级比赛的奖牌后,我就不需要再上学了──连上午的课也不必上了!他们要我搬进体育学校的宿舍,从那时候开始,一整个礼拜都得住在那里接受训练,只有星期六能回家,星期天晚上又要回宿舍,一到星期一早晨,又开始接受训练。

我对训练课程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苦。那真是超乎寻常的严苛。

我们有大约十三名学生接受同一位教练的指导(译注:李连杰当时的教练是北京武术队的吴彬教练),每天早晨六点整,我们会被一阵刺耳的铃声吵醒。

铃铃铃──!

在九十秒内要着装完毕,到操场上排好队,立正站好。一个小时的练习后,才有机会刷牙、洗脸、吃早餐。八点半继续练习,一直持续到中午十二点。吃过午饭,我们可以午休一会儿,不过那不表示我们可以休息。因为这所体育学校在北京太有名了,成了外国观光客的热门叁观景点。我们其实很想在饭后睡个午觉,不过通常正当我们睡着了,就被广播叫醒──“观光团来了!”只好赶紧爬起来,到外面为外国观光客表演,这种事多到我都不想记得了。

吃过晚饭后练习又继续展开,通常从七点半开始。晚间练习唯一的好处是,我们终於可以在室内体育馆练习,上午与下午,我们得在户外训练,体育学校只有一所体育馆,其他运动项目取得了白天在室内练习的优势:早晨归体操队使用,篮球或排球则是分到下午等等。武术队只能利用晚间,趁着其他人回家的时候使用。晚间练习从七点半练到十点──有时到十点半,我们的练习时间通常一天长达八小时,真的很辛苦。

当时中国还很穷,不但常常停电,还要分批限电,因为没有足够的电力维持整个北京的用电,所以每星期中的每一晚,都会有某一区停电,我们这一区是星期五。整个世界在星期五晚上变得漆黑一片,没什么比这更快乐了,没有灯也就没有练习──多美妙啊。我们都等不及星期五的到来。

星期五的晚间练习停了好一段时间,差不多成了一项惯例。

某个星期五晚上,正当我们在享受休息时间时,突然听到突兀的声音。

铃铃铃!!!

就是那恐怖的铃声!虽然觉得困惑,大家还是赶着到操场去。教练看了我们一眼,马上对我们大吼大叫。没人换上运动鞋,大家都是穿着拖鞋就出来了,连衣服也邋邋遢遢的。就像一群没纪律的小兵,被严厉的士官长询问:“枪他妈的都到哪去了?你们穿这个也叫军鞋吗?”

“好啊,”教练吼着:“你们以为今天晚上不用练习了?”

“今天是星期五啊!”大家心底想着,可没人敢真的出声反驳。

教练叫大家都回去换上鞋,然后又破口大骂我们动作太慢。处罚就是在月光下跑了好几圈操场。跑了很久之后,教练叫大家慢跑进入体育馆里。

“可是体育馆里黑漆漆的┅”大家心想:“进去又有什么意义?”

等大家都排好队了,教练──这个厉鬼、可恨的人!拿着手电筒,就靠着手电筒微弱的光线,点出十三个位置。“你┅站这。下一个┅站那边┅”然后关上手电筒。“好──开始练!”

关於我们的练习,有一点你必须先了解,我们都很重视武术┅不过,只要一逮到机会,没有人不想趁机偷懒,教练就只有一双眼睛,怎么也没办法同时监督每个人。

如果教练正盯着你看,压力就来了,动作一定要优美、有力、准确。不过当他背对着你时,手臂就下垂了,招式也七零八落的。一旦他又转身看着你,不可思议地,飞踢也漂亮了,出拳更是有力,可以下腰,也能侧翻,我们又摇身一变成为武术的典范。

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说,如果有灯的话──大家都会像平日一样偷懒,没有人会笨到失手。不过,在一片漆黑中,没人能预料手电筒会在什么时候打开。万一教练突然把手电筒照着你,而你又刚好在偷懒的话,下场很难想像。我们所体验的是真真实实的恐惧。在一片漆黑的体育馆中,根本没人看的见我们有多么努力┅┅我反而练习得比以往更加彻底。

一直到我失足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什么也看不到,但是我突然踩错了步┅可能是地不平,结果我扭伤了脚踝。那痛楚真是难以忍受,但是我更怕那该死的手电筒,所以一刻也不敢停止练习,还是跛着脚继续练。

终於,操练结束了。

第二天早晨有例行训练,我的脚还在痛。

中午为观光团表演,我的脚依然很痛。

当天晚上又得为另一团观光客表演,我的脚疼得越来越严重。

终於忍到星期天回到家,脚已经没办法走了,肿的像个发酵的馒头一样。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又不敢开口。

为什么?因为我们早就了解到,抱怨伤痛只会让教练指派你去做另一套更吃重的练习,让你悔不当初。比方说,如果有学生说她伤到了手臂,能不能让她休息一下呢?“嗯┅”教练会这么说:“没错,你的手臂要好好休养。不如你改做腿部训练?”然后踢腿两千次。

不管你拿什么理由来规避操练,教练永远有十种替代方案来反击你。他不会管你的伤是真的还是装的,他就是有办法找出与受伤部位无关的各种练习法。“你膝盖痛?好,你不必跑步了,改做一千下仰卧起坐。”新的任务往往带来更大的痛苦,忍着膝盖疼痛跑步可能还好一点。抱怨只会让自己更惨,从此你发誓以后再也不敢了。

星期一我回到学校,走路时脚跛的很严重。看了我脚受伤的状况,教练让我改做上半身的运动。於是我站着,面对镜子,乖乖地打拳。刚好这时候有另一位教练来叁观课程训练,他注意到我一个人在角落,於是停下来问我为什么不跟其他人一块练习。

“我的脚受伤了。”我回答。

“哦,所以你才在做手臂的练习动作啊。那么,让我来看看你的脚吧。”

当他看到我的脚踝竟然肿的像火腿时,把我的教练拉到一旁说:“或许你该带这小孩去医院,看起来满严重的。”

当X光片照出来一看,原来我的脚骨已经折断了。

我竟然顶着一条断脚练习了整整两天──就因为我太害怕而没有对任何人说起!我想这也算是我第一次的重大伤害。至少我现在能拿这段往事来开玩笑了。

从腰部以下,我被一层大塑胶石膏给裹住。

这么说我终於可以休息了,对吗?

想都别想。

接下来几个星期,有位年纪大一点的同学天天背着我去操场,他会帮我就定位,然后我就站一整天做手臂运动,一千下、两千下┅任何人都不准离开训练场地,这是规定!练习结束后,那位同学再过来背着我回宿舍,几个星期来都是如此,直到我的脚痊愈为止。

       

1974年,我被选去叁加另一个特殊课程。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次的经验将逐渐改变我看待世界的角度。中国政府正在实行优秀武术选手的选拨计划。挑选的过程花了好几个月进行。同在一组人要一起接受训练,然后由教练剔掉不够好的选手,这道程序一次又一次地重覆,直到教练们对留下来的选手都很满意为止。最后只剩下三十个人作为最后的班底。

我们的第一项大任务是代表中国(以及两亿的武术人口)到美国做一趟亲善之旅。如你所知,这是项意义非凡的拜访,因为当时中美关系还很敏感。

为了准备这趟前往西方国家的旅行,我们被安排叁加各种巨细靡遗到惊人地步的训练课程,我所说的不光是武术训练──这个我们已经很习惯了。这一次,我们要学的是西方应对进退的社交礼仪。不仅要学习如何用刀叉用餐,还要懂得上哪道菜该用哪种刀叉。以及用餐时的种种细微礼仪:无论如何刀叉都不能碰到盘子,嚼菜时不能露出牙齿,或是粗鲁地用牙签剔牙。

老师还指导我们搭机时的合宜举止与态度:怎么登机以及怎么安静地坐好。我们还学了接应电话的标准礼貌对话,当美国人问问题时怎么听、怎么回话,当我们突然面对大批群众时该怎么反应等等。所有的事情都好复杂。这样的礼仪课程还长达半年!除了这些繁琐的礼仪,还得学会所有的武术套路,我们的表现必须完美无瑕。

当课程接近尾声时,我们都兴奋地不得了,终於要启程开始这趟亲善之旅了。我们预定要拜访美国的四个城市:檀香山、旧金山、纽约以及华盛顿特区。

从北京出发,先抵达香港,再前往墨西哥,在那里进行半个月的武术示范。然后再飞往夏威夷,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不小心成了滑稽场面的主角┅不过在当时,差点就演变成国际事件。

在檀香山机场,我刚好看到在飞机跑道上停了一架飞机,机身印着“中华航空”。华航在当时(现在也还是)是由台湾公司所经营,我当然不会知道这些,於是兴奋地大叫:“哇!看,是中国来的飞机!是中国的飞机!看呀!大家快看!”

立刻有大人过来用手捂住了我的嘴,吼了一句:“够了!”

咦?

当然,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可是在七○年代中期,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连最基本的区隔政策都没有,是非常敏感的政治议题。

而我,我只是以为那是来自中国的飞机而感到兴奋而已。当大人喝阻我时,我马上明白我做错了事,吓的要命,以为我一定会被赶回老家去。

我们显然是被列为高度保护的一群,包含随行人员在内,整团一共有44人,然后再加上26名中央情报局派来的保镖,一位保镖要负责监看两位小朋友,除此之外,还有一大群美国警察一路跟着我们。没人知道大陆人到美国会出什么状况,所以有巡逻车在前方开路,数百名警察试图隔离围观群众,或许有人会被这场面吓到,但是我却觉得很好玩,我从来没这么靠近警察过。

我渐渐长大┅也越来越调皮。大部分的小孩,在进入武术学校以前都很调皮,但是慢慢地,纪律会让他们变的服从。我则是相反。本来一直是温顺的小孩,长大了却变的捣蛋好玩,甚至到了厚脸皮的地步。事实是,离家快一个月了,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胆子也越来越大,例如,我对保镖的配枪很有兴趣。虽然官方规定保镖们不许和我们交谈,我还是缠着保镖问他能不能让我靠近看看他的枪或是拿看看。我特别记得我老是试图开保镖的玩笑,因为我年纪轻、个头又小,一起走路时,我习惯拉着他的衬衫走,他走在前头,我就挂在他身后,而我的身高刚好给了我靠近他腰带的优势,也就是他配枪的位置。“哇,好酷哦!”每次我摸到他的枪时,都会引起他一阵紧张。

我还记得我每天至少要这么捣蛋一次。

真是有趣的回忆!

在中国经过严格的餐桌礼仪指导后,对餐桌摆设我们可是训练有素,每个盘子──我们是这么被教导的──都配有一套刀叉及奶油碟。这种刀只能用来抹奶油、那种要和别的一起使用,每一种器具都有专门的功用。我一直深信,如果用错了刀叉就会让祖国丢脸,同时我的前途也跟着毁了。说老实话,要我们这群小孩子应付一堆刀刀叉叉,还真是有点伤脑筋。“千万不要忘了餐桌礼仪。”我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自己。

但是一会儿之后,我们注意到那些保镖──在一旁和我们一起用餐──根本不管什么餐桌礼仪,他们抓了鸡肉就直接用手撕开,没有人小心翼翼地用刀叉切,而是张开大口就咬了┅我们都看的目瞪口呆。

你知道我们学的是什么礼仪标准吗?是一套承袭自英国白金汉皇宫的系统,与英国皇室用餐时所使用的范本,就是那么正式的礼仪。

就座时脚要并拢,手臂绝不可以靠着桌子,要好好地摆在膝盖上,当主人上菜时,不可晃动,等主人拿起刀叉时,你才可以跟进等等。

总之,我们来美国前已经准备好要完美无暇地表现。

可是,接着我们便发现所有的食物都事先准备好了,摆在长桌上,而且得自己拿盘子绕着长桌选菜,想吃什么就拿什么,想吃多少就拿多少,再回到自己的座位用餐。

看看右边,我们听到大声喧哔、咀嚼食物的声音。

看看左边,盘子撞击出声,人们翘着二郎腿坐着。

所有用餐的礼仪都被违反了──而且根本没人在乎!

我们体验了美式用餐风格,非常轻松自在。

每个我们看见的人,都吃的西哩呼噜,刀叉随便使用。我这才了解到我们学的每一件事,并不一定都适用於这社会。在11岁那年,我开始思索──至少注意到了事物的矛盾性。

过去在学校,我们被教育:“中国是好的,中国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西方国家是堕落的社会,美国的东西都是邪恶的。”然而当我们置身於西方国家中,无法不意识到西方与中国有多么大的差异──而且不尽然都是缺点。

“哇,这里好多汽车哪!看,那楼好高啊!天啊,美国人在自家后院就有游泳池耶!”

每天都是一连串的惊喜。

没人敢说出口──“嘿,这地方真不错!”但是每个人心里都在想着同样的事。

和我们所学的相反,我发现美国人也不全是坏人。我们和美国官派保镖的相处情形就能证明这一点。他们都很彬彬有礼,一点也不冷酷无情。当他们拉你回到队伍里,是因为他要保障你的安全,只要不脱队,他们人都很好。除了全心投入职务,对我们也都很亲切。这让我很难打从心底相信以前大人们所教的:“美国人都是阶级分化的敌人,一个也不能信。”

当我们抵达纽约,我开始怀疑我们住的饭店房间是不是真的都被美国政府装了窃听器,我们真的要留意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吗?

有一天,觉得无聊,我对着电话(没有拿起话筒)说:“喂,我要巧克力、我要巧克力、我要巧克力。”然后我转向镜子说:“我要冰淇淋、我要冰淇淋、我要冰淇淋。”最后,我跑到花瓶那里说:“我要吃香蕉、我要吃香蕉、我要吃香蕉。”我就这样自得其乐一番。然后有个人过来通知我们该准备晚上的表演了,我也完全忘了这件事。

那天晚上,当我们回到饭店后,我一推开房门一看,差点被吓死,我的保镖也是一脸惊愕。

摆在桌子上的正是巧克力、冰淇淋和香蕉。

起初我还以为这是赞助者送的礼物──队上每个人都有一份。这一定是巧合,只是恰好礼物和我渴望的东西一样罢了。我马上冲去其他人的房间检查,“喂,你们桌上有没有摆着礼物?”

没有。

只有我的房间有。经过这次意外,我变的比较小心翼翼了。

访美的最后一站,也是旅途的最高潮,就是华盛顿首府。队上只有少数被挑选的人可以在白宫的草坪上表演武术。表演完后,我们被正式介绍给美国的政界高官,然后一起摆好姿势合照留念。我还记得,美国总统尼克森站在我的女队友旁,而我则站在基辛格旁边,就在此时,尼克森转过头对我说:“小朋友,你的功夫真让人印象深刻!长大了要不要来当我的保镖啊?”

“不要,”我脱口而出:“我不想只保护一个人。等我长大了,我要保护全中国亿万万人民!”

大家都哑口无言,周围弥漫着一股尴尬的死寂。

没人想到我竟然会给了这样的回答──连我自己也没想到。

最后是基辛格开口打破这片沈寂:“我的天,小小年纪,说话已经有外交官的架势了!”

一直到几天后,在访美的行程接近尾声的一场外交餐宴上,有人拿一份报纸给我们看,我才知道我们的白宫之行上了纽约时报的头条,图文并茂地报导整个过程,还奇怪着究竟赤色中国施行了什么样的教育,为什么年纪那么小的代表,回答问题也能这么充满爱国情操。至於我给尼克森的回答,中国官方自然是一点问题也没有,还对我大大地赞扬一番,这小孩真是太聪明了,能说出这样爱国的回答!

又一次,我的表现获得了满分:A+。

出国表演有一个意外的好处,全团的人都可以拿到每天五美金的零用钱。我很清楚自己要怎么运用这笔钱──为我母亲买一只表,一只真正的瑞士表。当时,手表在中国算是奢侈品,进口表都很昂贵,瑞士表尤其高贵的令人敬而远之。一般的劳工阶级要买瑞士表,唯一方法就是好几个月不吃东西。当我把手表送给我母亲时,她非常高兴,抱着我夸我是好孩子。

才刚回国没多久,他们又开始严厉地训练我们。比赛就要到了,而且这次是官方举办的正式比赛。那年我蠃得了全国少年组冠军,少年组就是低於十八岁的组别,这算是我第一个正式的全国冠军头衔。

隔年,中国开始筹备第三届全国体育大赛,全国体育大赛就好比是国内版的奥运一样,囊括了所有的运动项目:游泳、体操、田径等等,也是每四年举办一次。从建立新中国这二十五年来,比赛才举办了两次,因为文化大革命,导致所有的活动都停摆,所以1975年那场全国体育大赛,从解放以来才办到第三届,对政府而言,这次大赛相当重要,有很大的象徵意义,全体国民也都这么认为。

再一次地,我发觉我的训练又更改了,压力也增加了,人们对我寄予很高的期望,因为我刚得到少年组冠军。就我自己来说,我并没想那么多,我知道外头有更多运动员,受的训练要比我严苛得多,尤其是成年组的选手。不过因为蠃得了少年组冠军,他们允许我跳级比赛,也就是说,我有资格挑战十八岁以上的组别。我只是个十二岁的小孩,却要和一群二、三十岁的选手一同竞争,我开始感到压力,担心自己能否表现良好。

记得我说过我的教练很严格吗?他把我们操练到远超乎想像的地步,“训练”我们绝不手软,不过,和其他队友比起来,我并不常挨打,要对付我,只要教练口头上讥讽几句,就足以让我站在角落苦练好几个钟头。

全国大赛的日子渐渐逼近,教练却突然停止我的训练,不知道原因,总之他开始从中国各地找来杰出的武术专家,请他们来指导我,我就好像接受一连串客座教授的课程教导,而且他们全然不像我教练那般严格。

这让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说不出有多么兴奋!说真的,光是看到教练我就吓的发抖,不只是我,我们全体队员都很怕他。但是这些武术大师却一点也不可怕,他们很认真地指导我,解释事情也非常清楚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这么移动、怎么出下一招等等──而且从不责罚我,步调整个转变了,而我是唯一接受这些大师指导的学生,其他队友的训练则和往常相同。

我当然没问题,能逃离体罚,不必再承受任何体罚是再好不过了!

1975年5月,一场重要的邀请赛在云南昆明市举行,会中邀来八大城市的叁赛者,这邀请赛的目的是要让武术好手藉机切磋一下彼此的实力,有点类似全国体育大赛的序曲。邀请赛共有五个项目,而我恰好蠃了每个项目的第一名,一切都进展的很顺利。 不过大家的重心还是摆在即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体育大赛,每个人都处在焦虑的状态中。正式比赛的前三天,我正在最后资格赛的赛场上,虽然是预赛,我还是全力以赴,没想到却演变成一场致命的表演。

我踏上地毯,准备表演刀术,才刚使出第一招就出了意外,我的刀划到了我自己,在我的头上割出一道很深的伤口,好笑的是,我完全不知道┅┅

我只记得我的头又湿又热,好像流了很多汗。每跳一下、每踢一次,汗就流得更厉害,不但滴进了我的眼睛,还甩的到处都是。真怪,我心想。

当然,全场观众都惊恐地大叫:“哇啊啊啊!”一边指着我一边尖叫。不过我还是继续表演──出拳、翻滚、跳跃,一点也不觉得痛,只是觉得很热。我知道有东西在滴,但我只当自己比平常流了更多汗而已。在表演途中,我趁机擦了一下脸,这才注意到:“嘿,我流了点血。”但是我并没有停止表演。从小就被训练不能以任何身体上的痛苦为藉口而影响到表演,就算骨头断了也不行──在这样的逻辑下,流一点血根本算不了什么。驱使我继续表演的动力,完全是无意识的:“我不能停,一定要继续。”多年来辛苦的训练坚定了意志,真的面临考验时,会十分受益。反过来说,如果每次身体不舒服,就允许自己停止练习,你会发现自己很容易找藉口放弃。

我表演完套路后,鞠躬,然后跑下台,有三四个队友站在那边,全都在哭着。“你们到底在叫什么啊?”我一边走近他们一边问。他们哭喊:“你看看你自己!”这时有人拿毛巾来按住我的头,我往下瞧,看见半边制服都被鲜血染红,身子半侧从肩膀到大腿都沾满了血,看到这么多的血,我吓的大叫一声,差点昏了过去。

他们马上送我去医院缝针,然后带我回体育学校休养。教练告诉我三天后就要决赛了,但是医生警告我缝合的伤口在一星期内都不能去动它。我很担心自己是否能继续比赛,但更担心被母亲发现我受伤,资格赛她没来观看,但是决赛她肯定会出席,万一被她看见我包上绷带,一定会惊慌不已。

就在这时,我哥哥听到我受伤的消息,赶来体育学校,看到我一身是血的躺在床上,他马上跑回家告诉母亲:“小杰割开了他的头!”我妈妈听到消息后冲到学校,教练没办法只好让她探望我,然后把我哥带到外头骂了一顿。

他们总算说服了我母亲,让她相信我没什么大碍。

决赛的日子到了,医生问我是不是打算包上绷带上场?不行,我不能这么做,这会影响我的平衡。那么我愿不愿意放弃比赛?不行,我也不想放弃。结果我头包着绷带就这么一路到会场去了,当我到比赛场地时,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看着我。

此时此刻,我已经学了三年的武术课程,即使早先脚骨断了也继续训练,现在状况正好,我全神贯注,除了套路,其他事物都不存在。

我走上看台,拆掉绷带,一位护士拿着消毒剂与针筒在一旁待命。她告诉我:“比完了马上到我这来,我会重新消毒你的伤口,换新绷带。”伤口还没愈合,他们担心暴露在汗水和灰尘下会感染。

所以,当表演结束后,我马上跑下去,拉下裤子打针,然后让护士重新消毒伤口并包扎。

这就是我叁加第三届全国大赛的故事。

我拿下第一名成了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因为我年纪还那么小,才十二岁,而另外两位得奖的选手已经二十多岁,接近三十岁了。颁奖典礼时,我站在最高的受奖位置,还是比另外两位二、三名选手矮了一大截,那景象一定很有趣。

这时奏起了国歌,我站在台上听着,心中充满感触,十一岁以前,我从不知道蠃得全国比赛冠军头衔的冲击,此时此刻,我却突然感动地想哭。

我记得当时只想着:“妈,这奖牌是献给你的!你没白养了我,没有你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我!”比赛这几天、我的伤、我妈的反应、和成年选手竞争┅这些过程都在我心头上翻腾,眼里满是泪水。我不敢说往后再站上受奖台时,是否还有同样的感动,但是那次真的让我感触良多。

1976年初,我们又开始全球亲善巡回演出,到欧洲、亚洲、非洲、中东等各大城市表演,每个拜访的国家都有趣事发生。我们抵达伊拉克时,当地真是无法想像的热──大概有50摄氏度那么热,热到令我们难以忍受,每到中午,正当我们要午睡时就更难熬,我们只好提了几桶水,把水倒在床上,否则那床简直热的无法躺,我们躺在湿答答的床铺上,一两个小时左右,床铺又被烤乾了,我们只好爬起来再泼一次水。当然,饭店不知道我们背地里在搞什么鬼──我们都是偷偷做,一面告诉彼此:“实在是太热了嘛!”一面把水倒在床上。想想看──如果不是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异想天开的气温调节妙计!

1977年,表演队伍到了非洲,那里炎热的气温也是个大问题,所有的表演行程都安排在晚上,大约晚间十点才开始,白天表演对运动员或观众来说很不切实际,因为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室内体育馆。我们在足球场表演,没人愿意顶着大太阳坐在外面看表演,就算在晚上,气温也比我们所习惯的温度还高出许多。

我还记得他们在场外准备很多桶饮料,用大冰块冰镇着苏打水。有一天晚上,因为太热了,我随手在桶子中抓出一瓶饮料,周围太暗了所以我没看到饮料的标签,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口味,反正我根本不在乎,只要是冰的饮料就行了。我大口大口地喝──一口气就灌了半瓶,冰凉的水通过喉咙的滋味真是太畅快了,直到我把瓶子放好才觉得有点头晕目眩。

他们马上发现我灌下了半瓶的香槟!结果那天晚上我不能再继续接着表演了,他们只好找个人来代替我。

在那次旅途中,我们搭飞机往返各国,有一个非洲国家,我记得他们全国只有两架飞机,一架是小型的喷射机──通常只供官员使用,本来我们预定搭这架飞机,但是当我们到机场时,却被告知他们的总统正在使用那架飞机,所以我们得改搭另一架飞机──货机。

嗯,凡事总有第一次嘛,对吧?就像电影场景一样──货机又大又空,停在机坪时,机尾直接落地,方便装载货物,我们也是从机尾登机的,在倾斜的机身中陆续就坐,男生坐左边,女生坐右边,飞机里面不像客机那样有整排的座位,只有两排铁制的长椅,我们一坐下就只能面面相觑,就像预备跳伞的伞兵那样。大家都觉得很好玩,这飞机多新奇啊!坐铁长椅真有趣!这时有人注意到两侧长椅前头都绑着牢固的粗绳。这是做什么用的?不可能是安全带吧?只是两条粗重的绳索而已,而且离我们也太远了。

谜底一下子就解开了。

货机后门还没关,我们听到外头传来沈重的踏步声,然后就看到┅┅一群牛羊被赶进货机,占据了货机的中间。

我们要和它们一起飞!这景象多怪啊:北京武术队坐在飞机两边,中间挤着一群牛羊,我们就坐在牛羊的旁边,我们坐着,它们站着,整个飞行过程中就这样隔着绳索彼此打量。

关於这次飞行经验,还有一个插曲。一般客机都有消音防震设计,让旅客搭乘起来觉得舒适,货机自然没有这样的设备,结果,飞行时噪音震耳欲聋,机身摇晃的很厉害,幸好这段飞行并不长,我们大概忍受了四十分钟的噪音与震荡,其实,还满像做了一次推拿,当我们降落后,每个人的肌肉都非常非常松弛舒服。

回想起来,在我们拜访非洲那两个月,每次搭飞机总会发生很戏剧化的状况,几个月前,一架DC-10机型的飞机坠毁,导致整个国际机场全面警戒,同机型的飞机都要彻底检查一番,所以在机场老是发生班机因为检修而误点的情形。还有一次,我们得转搭二次大战时的旧式螺旋桨飞机,飞机门关不起来,最后为了安全竟然用绳子绑!

终於,巡回演出结束了,大家可以整装回家了,回程的班机是中国航空的飞机,我还记得是波音七四七,载送某位到北京拜访后回国的非洲国家总统,回程顺道载我们回家。想来还满贴心的──两个月来尽搭些摇摇欲坠的飞机,这次总算可以舒舒服服地飞回家!飞机从喀麦隆出发,中间在萨伊共和国短暂停留,让一些乘客搭机,然后就启程飞往祖国。 第一段飞行很顺利,飞机准时抵达萨伊共和国。一会儿过后,我们发现飞机在跑道上空盘旋,没人知道飞机为什么不降落,原本只要四小时的飞行,现在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飞机还是一直在机场上空盘旋,绕了一圈又一圈,我注意到那些空服员不再走来走去了,事实上,她们什么事也没做了,只是沈默地坐在椅子上,脸色看起来很苍白。这挑起了我们的好奇心──为什么空服员一动也不动?从窗外往下看,机场就在下方了,为什么还不降落呢?终於,有位空服员拿着一叠信封和文具开始发给乘客。该是写遗嘱的时候了。

机长开口解释了原因:飞机轮子卡住了,后轮正常,但是前轮没有顺利落下。这时我们才想到,难怪耳边一直断断续续响着:嗄嗄嗄嗄呼呼呼┅嗄嗄嗄嗄呼呼呼的声音,又不敢问那是怎么回事。这时空服员递给我们纸笔写信。

说实话,我小时候并没有在课堂上好好上过课,又没什么机会写信,因为疏於练习,我几乎已经忘了怎么写字了。这让我很焦虑──不是因为被交代要写下遗嘱,而是我盯着一张空白的纸,不晓得该拿它怎么办。好像临时抽考一样!我根本不晓得要写什么。旁边的乘客如何看待这次危机,我没什么印象,只记得自己很慌张:“我宁愿表演武术或接受训练,做什么都好,就是不要写字!”我的脑袋一片空白,到底要写什么啊?我至少坐着发呆了十分钟,然后突然想到:“对了!我应该在文章的起头写下遗书两个字。”问题是我忘了“遗”这个字怎么写,於是我转头求助一位正在振笔疾书的大人,很礼貌地问:“老师,可以教我怎么写遗书的遗吗?”

“去你的!”他回了我一句,头抬也不抬。

我很不高兴。

好,不说就算了,干嘛骂人呢!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状况真是太荒谬了。当所有人都在为逼近的死亡绝望挣扎,我还在问“呃,请问遗书的遗怎么写?”这种蠢问题。 我完全也没想到自己也会死──飞机若是坠毁了,我也活不成,但我却一点都不害怕,还忙着担心怎么填满那张白纸。

我没写完遗嘱。

因为奇迹发生,飞机前轮终於顺利落下,我们也安全降落了。

后来我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当飞机门打开让大家下机时,我看到外面的景象,这才吓的两腿发软。整个机场都封闭了,到处都是士兵,好几十辆消防车在一旁警戒待命,所有喷水设备蓄势待发,急救人员也在第一位置就定位,准备冲向我们。

这些旅程,真是无与伦比的教育。

因为我与美国总统的特殊关系──也就是我对尼克森说了那番话之后──就此确立了我在历史上的地位。中国政府也坚信这点,他们宣称我为这次中美关系做出重大贡献,於是把我纳入国宴的受邀名单中,我还被指派为往后美国总统来访的官方欢迎团一员。当福特与卡特来中国拜访时,我是在机场欢迎列的其中一个,渐渐地,两国冰封的冷战逐渐溶解了。

中国与美国互相仇视已经很久了,因为对彼此的文化与价值观都不了解。比方说,我们这群北京武术队的成员,在1974年第一次搭上飞机前往美国时,一直很焦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状况;而美国官派的保镖们,也是第一次被指派来保护我们,一样很紧张。以致於两边都被叮咛的有点过头了。

经过一个月的相处后,我们发现这些资本主义者其实都是很亲切、很有礼貌的人,而他们也发现这群共产主义小朋友们,不会满嘴教条──事实上,我们还挺可爱的,於是大家都开始放轻松了。人们一旦解除了防备,慢慢地就有些有趣或无心的事情溜出来了,例如,其实我们的保镖会说中文这件事。到了旅程即将结束时,我与保镖之间已经相处的很自在了,有一天,我扯了扯他的袖子,十分紧急地说:“我要上厕所!”

他想也没想,就用中文回答:“别担心,我帮你找厕所!”

我笑了出来:“哈!你果然会说中文!”他当时困窘地不得了。

美国保镖陪着我们一路到了香港,这是我们旅途的最后一站,结束后就要回中国了,事实上,这是保镖们第一次有机会可以坐下来看我们表演──之前的表演,他们要忙着维护安全。最后一次表演完后,道别的时候终於来临了,大家都哭了,男人女人,大大小小,没有一个例外。

我还记得其中一位保镖站起来,用中文说了一段话:“过去一整个月,我们一直忙着护卫你们的安全,没机会看你们表演,也不知道你们的能力。一直以来,我要假装我不了解你们,不会说你们的语言,我们被交代不可以和你们太亲近,或许我现在这样和你们谈话,是在拿我的职业冒险,但是谁在乎呢?我想和你沟通!”

看到他眼眶里满是泪水,大家又哭的更厉害了。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哭,但是一整个月相处下来的情感羁绊,让大家都非常悲伤。

几年后,当美国福特总统来中国拜访,我是中国友好亲善团的代表成员之一,要到机场接机,然后护送他到人民大会堂叁加国宴。这是非常盛大的排场,人民大会堂的会场很宽敞,摆了好几百桌宴会桌。当我用餐时,一边还悠闲地东张西望,眼光扫过一排排脸孔,然后,我的视线停留在一张脸上。

那是在香港含泪说了一段中文的美国保镖!

我又惊又喜,就像看到失散多年的好友一样,开心的不得了,於是跳起来大叫:“嗨!”

当我这么做时,我注意到在他前面两三桌坐的全部都是当年的保镖,他们也一样无法克制自己,全都跳了起来,对着我挥手:“嘿!”

我们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走过去、握手、彼此拥抱,全忘了自己正在正式的国宴场合中。当他们一站起来,我们听到──就像连锁反应一样──二十把、三十把、四十把椅子被拉开的声音,大家都站了起来,有中国的便衣警察、也有美国的安全人员。

像这种高层级的国宴,整个会场都布满了便衣刑警,美国人员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进驻监视着他们,但是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对望,随时注意任何突发的举动。

所以,当我突然站起来,保镖们也跳起来,其他人於是推断将有危险状况发生──还把我们高兴地招呼当成了警告声。

真是尴尬极了!

回头一看,所有的大人都包围着我警戒待命,看起来相当紧张,还有人本能地趋前护卫着两国的首领,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对每个人点点头说:“呃,对不起┅┅”然后小心地坐回座位。美国保镖们也一样,向他们的同僚再三保证没有状况发生。

大家终於明白这不过是场无害的误会,又小心又尴尬地,一个个重新坐回座位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处在紧张与不信任的关系中,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们,还是可以超越藩篱,建立起坚定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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